今年高考成绩不久前揭晓。广东文、理科排名前十的学生中的19人，有17名来自城市，只有2人来自农村。高分考生家长的职业集中在教师、公务员、白领、医生、生意人，这些家长都舍得为子女教育进行金钱和时间上的投入。
如果考虑到农村考生比例实际上要大于城市考生，这个畸形就更触目。高分考生鲜出寒门鲜出农村现象，非自今日始，但却一日比一日甚。原因有几个：
首先是如记者报道说的，城市白领阶层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陪子女，也有更好的经济条件投入子女教育，而这一切对农村孩子都是奢侈品。
其次是城市的基础教育软硬件投入、城市孩子的眼界和见识，都要天生比农村学校、农村孩子高得多。投入和产出基本成正比。
第三是我们的高考加分制度，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而能获得各种加分的，也多数是城市孩子甚至是有家庭“背景”的孩子。不知道媒体报道的高分考生，这个高分是裸分还是加分后的结果。可以想见，加分后城市孩子占高分主流的现象会更加明显。而综合前几年的报道，重点名牌大学和很多城市重点学校录取的加分考生，平均已达到三分之一以上。
条件越好的考生分数越高，这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美国也历来如此。但是为了对这种现象纠偏，美国的大学招生政策会偏向穷人黑人。著名的例子是改变美国公共教育的“科尔曼报告”：1964年，美国国会在《民权法》第四条中提出，要对公共教育各个层次作出专门的调查，调查不同种族、肤色、宗教等族群的平等教育机会问题，以便形成有针对性的公共政策。调查任务落到了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社会学教授科尔曼身上。1966年，科尔曼向国会递交了《关于教育机会平等性的报告》，该报告后来被公认为20世纪社会问题研究的最重要报告之一，简称“科尔曼报告”。报告指出，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在校舍设施和教师工资等有形条件上的差距，并不像以前想的那么大。造成黑人和其他弱势少数族裔儿童学习水平低的原因，根本在于他们缺乏一种改变和控制自己前途的自信。而影响这种自信的原因，不在他们自身，而在社会。其中最有标志性意义的是，法学院和医学院是公认的精英阶层，但在这两种院校里，弱势人群的比例历来偏低。1965年，美国法学院学生只有1.5%是黑人，而黑人占人口比例接近13%。科尔曼报告使教育平等问题被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平权法案”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向弱势人群倾斜，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用和提升等方面，普遍实行倾斜政策，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并被称为“为了平等的反歧视”。
而我们一直缺乏这方面的警觉和行动，甚至在大学招生名额分配、自主招生安排等一系列问题上不断加剧教育不平等。比如，大学招生名额分配大幅度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学所在地城市倾斜，把一个又一个“中国的北京大学”变成了“北京和北京人的大学”；大学自主招生名额更是大部分被城市考生垄断、理由居然是他们视野更开阔、知识面更广更灵活。
今年5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看到更多的希望。今年要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将去年面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1万名重点高校招生计划增至3万名。多措并举，使更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的农家子弟。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需要更加具体、详尽、科学、公正、合理的法定化制度安排，需要更多的人一起努力。（作者为国内著名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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