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有两个基点：每一个经济主体都追求利润最大化，每一个现实个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两个最大化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格局。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又可能成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阻力：如果放任这两个最大化，不进行适当的监管包括道德规范，就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市场经济的秩序就无法维持。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存在一种道德悖论： 既排斥道德又需要道德。一方面，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导致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非道德现象；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然要求人们遵守市场规则、进行道德自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要求社会公平正义、人们的道德素质普遍提高。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原因，一些经济主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部分社会成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出现了坑蒙拐骗、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权钱交易等种种丑恶现象。可见，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是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个紧要课题。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没有办法化解这个悖论？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这段论述使我们眼前一亮：化解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道德悖论，不妨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激活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

　　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哪里？在传统文化里。但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就此，习近平同志又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当前，可着力研究和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如何处理好利与义的关系。针对近利远亲、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等道德失范现象，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中找回和强化道德约束与道德自律，增强中华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强身壮体的抗体，增强人们在各种物质诱惑面前的免疫机能，促使人们做到见利思义、义利并举、先义后利。

　　二是如何处理好权与钱的关系。我国有推崇君子人格的传统。诸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谆谆告诫，修齐治平、治国安民的政治理想，“载舟覆舟”、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精神境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百姓情怀等，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君子之德”，与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前赴后继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相契相合。党的各级干部不妨从传统的“君子之德”中汲取丰富营养，念好权力运行的“紧箍咒”，获得精神鼓舞的正能量，培养浩然正气。

　　三是如何处理好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很多有识之士主张“儒法并用”“德刑相辅”。治理国家和社会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古人这方面的治理思想与经验。以德治国，包括以道德的力量规范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之一，应认真继承并使之转化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软实力。

　　（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