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数次专项行动和强拆风暴的背后，是衍生出的各色潜规则。
●一阵风的拆违就是一场场各方叫苦的暴力抗拆
●有过“一家被拆、全村挡灾”的拆违潜规则
●村官选票曾被一百元一张"收购"
●巨大利益面前，村干部的权力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督
■统筹：新快报记者 肖萍
■采写：新快报记者 杨林 任磊斌 郭晓燕 余亚莲
■摄影：新快报记者 孙毅
28岁的李靖(化名)在白云区一个村子里长大，现在她是一名衣食无忧的村民，开一部白色凯美瑞，在一家小公司做些轻松的设计工作——因为家里有地出租，年年村里都有数额可观的分红，即使不工作，李靖也不用担心生计，“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工资多少无所谓，家里也不靠我这点钱”。
像李靖这样的年轻村民不在少数，他们享受着村庄的福利，却并不真正了解伴随自己长大的村庄。李靖所在的村子，“村官”是家里长辈的至交，可她仍然觉得“村官伯伯”遥远而疏离，她不能理解他们谈论的拆违、征地这些枯燥话题，还曾在饭桌上冒失地说起“村官落马”的事，遭到父亲的严厉呵斥。
宗族血脉、征地补偿、收益分红、基层选举……中国几千年亘古延绵的宗亲文化，加上城市化进程中，村庄里蕴藏着的炙手可热的生产要素，都让一座座小村子的“那些事儿”变得千丝万缕，交相萦系。
历史为白云区遗留下巨大的财富，但也累积了繁多的问题，仅以拆违为例，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种种乱象，绝非一时一地或一任父母官所致，但无论如何，却是给现任管理层出了一道颇具难度的考题。在现有平衡下维持或仅做表面文章，可能是一种“聪明”应对，但对白云区这道考题来说，则绝非是有智慧和担当的答案。
拆违之惑
●行动现场
加班加点常遇暴力对抗
随便找个搜索引擎，输入“白云区、违建”的关键词，查找出来的新闻报道数不胜数。“强拆违建，白云区钩倒三栋大楼”“白云区打击违建推出新规”“白云区开展集中拆违专项行动”……拆违在白云区好像是条永远也做不完的新闻。
在今年1月18日这场最近展开的拆违专项行动中，太和镇副镇长谢炳辉忙得难以招架。春节前，他几乎每天夜不安枕，“有什么办法呢，接了这个任务就得硬着头皮做。一拆到底，绝不姑息，这是向区委、区政府承诺过的”。
太和镇超过200平方公里的面积，谢炳辉给自己的指标是先拆掉在建的违建和刚建好的违建，春节前，几乎每天的工作不是在现场就是在路上。
主理拆违，并非全是人们想象中掌握了生杀予夺权力的差事，谢炳辉就称自己是老实人干老实事。他是个本地人，拆违直接干涉的就是村民利益，很多村民都认识，低头不见抬头见，被指着脸骂不止一次。
50岁出头的谢副镇长头发花白皮肤黝黑，新快报记者采访的当天他就在现场处理着拆违过程中的摩擦。“刚才拆违现场的一条柱子倒在了旁边的建筑物上，村民马上就围了上来。我在现场处理着呢!”
不少基层城管队员也有类似的困惑。每一次专项行动，都是他们加班加点工作的过程。这样的加班工作，长年面对的都是对抗、辱骂甚至暴力，但每次行动开始，仍然得重复。
一名城管队员私下告诉记者，真实的拆违与记者采访时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请记者到场时，我们都要提前做好控制局面的准备，请公安维持秩序，你们看到的是顺利拆违过程，但我们日常面对的拆违，经常会遭遇暴力抗拆”。
●潜规则
楼房刷绿漆“假装”农地
在无数次专项行动和强拆风暴的背后，是衍生出的各色潜规则。
退休城管H先生说，真有过这样的情况，“大家(村里面)都在搞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来了)这次你挡灾了，要被拆，那么相关利益的人就合份给你钱，赔偿你的损失，然后保住其他人”。H先生表示，能有这种空间去“运筹”，就是因为很多拆违行动都是“一阵风”，风头过了，没拆的人继续做生意，大家的总体利益仍然能保持。为了更好地对违建进行实时监测，白云区启用了卫星遥感图片查违建——卫星从高空对地块拍摄照片后，与之前拍摄的照片对比，可以很快发现哪些地方的土地发生了变化，根据这些“卫星图斑”，经过现场核实后就可以确定哪些新增用地是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项目。
但针对“卫星图斑”的天眼监控，违建单位很快想出“对策”。H先生在实际操作中就发现过多种“掩护方法”，比如用军用迷彩的帐篷覆盖建筑物顶部，让卫星看不到斑点;用一盆盆的鲜花和植物铺满被填平的农地，让卫星仍然看到一片的绿色;最简便的方式是把可能出现图斑的楼宇油漆上绿色，以逃过“法眼”。
到了专项查“卫星图斑”时候，用了上述“障眼法”、显示不出图斑的区域可以不拆，“这些可拆可不拆的地方就是某些愿意收钱的城管队员钻空子的灰色空间”。
●反思成因
城市迁徙占据村民应有利益
屡建屡拆，屡拆屡建。不论对利益驱动的建设者，还是对执行拆违的执法者来说，城市建设原本明朗的目标，一碰触现实的问题，似乎都卷进了一个不断重复的无解怪圈。这也迫使基层拆违执行者开始进行若干反思。
谢炳辉这样分析自己属地内的违建成因：大约从2007年开始，广州市将一次大规模的城市迁徙行动交给了白云区——大型的物流行业从靠近市区的同德、同和、京溪、上元岗等地开始北迁，太和镇就成了北迁的一个重要落脚点，货运场、物流园区开始大规模进驻。
“以前太和镇，户籍人口只有六七万人，加上外来人口也就十一二万人;后龙归镇并入，人口也不算多。但你看现在，50多万接近60万的常驻人口。”谢炳辉表示，就是物流业的进入带入了大量的人流，居住的需求几年间猛增，村民楼不断拔高，不断抢建就是要消化这样的需求，“先不说利益驱动，就是突然增加这么多人，来了都得有住处，只能建楼”。
太和镇下属大源村一个经济合作社社长Q先生也印证了这一说法。Q社长表示，四五年前开始很多物流园、货运场进驻到大源村的地带，而这些货运场和物流园区占地很大，有些更是要开山挖土的，“一方面没有安排给村民用于自身发展，另一方面这些园区大面积圈地，占去了村民应有的利益”。
1998年开始，各类的村民报建申请开始被一刀切斩断，“别说盖厂房，就是村民自己多盖两层楼都不行，只好违章，硬着头皮上，人人都这样了，自然就成了‘生活习惯’。”对于违建，他更多地认为是发展的必然，“如果村民的发展都没有被重视，其他事业发展的急速也只会是一种不公平的显示”。
村务之惑
●管理逻辑
做村主任管土地就是管钱
“为什么做村主任这么重要呢?利益驱动啊!”3天不睡、投票几十轮才能得出结果。曾经在白云区竹料镇某村挂职的一位白云区退休老干部对记者忆述了自己经历的一场村委会选举。
村下属其中一个经济社选举在村的祠堂中进行，投票后就用粉笔在祠堂的地面画“正”字，每投一次票，就用地拖在地面上刷一次，重来了几十遍，几乎三天三夜，第四天好不容易村中各个派系不断纠葛才得出个结果。这才只是一个经济社(原来的生产队)的选举，如果选村支委和村主任，那就更复杂了。
“不是村务公开，要晒账本的吗?”记者问道。
“大部分村民其实是看不懂的。底数多少，只有做数的人才知道。”这名退休老干部称，每次的征地过程中就有可能衍生出猫腻。
另外就是物业租金的收入，征地补偿款到底是多少，村一级截留多少就“很有点空间”。“管着土地，就等于管着钱。”而未碰到征地的常态时段，村地如何分配给村民使用都是“潜规则”所在。“这里有个不成文的逻辑，跟村委会关系好的农民，分到了好的地盘，多少也得顾及到其他人，多少也输出点利益，那么上来吵的人自然就少。中国人很实在，如果村委能够使得分红比以前多，村民收入比以前好，到底(村委)贪了多少，就不大会去理了。”
去年12月宣判的白云区棠溪村11个人集体贪污的事就是明显的案例。有了地，谁建、谁装修、谁做物管，村委内部利益相关的人都“太公分猪肉”瓜分完了，大家都成了利益共同体。
●上位手段
拿100元上门换一张选票
2012年8月初，朱健康和曾令展被捕，有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等多项罪名。
被捕之前，他们二人就是白云区钟落潭镇钟落潭村的“村官”，分别任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办案人员说，从这两名“村官”当选的那一天起，他们的发家史就和暴力、恐吓分不开了。
2001年，经过民选，近30岁的朱健康当选了钟落潭村村委会主任。
当地村民回忆，朱健康初中毕业后，一直没听说有什么正当职业。村民为何选朱健康当村委会主任呢?有村民这样说，“朱健康当初得到的大部分选票都来路不正”。
另一村民说，他曾将自己的选票以100元卖给朱健康的手下，“空白的，连名字都没写”。不少村民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并非主动卖选票，而是朱健康的人上门来买的。
100元一张选票的价格对于村民来说不算便宜了，因为早些年他们“1袋大米就换了”。
除了贿赂，还有暴力胁迫。
2001年，朱健康当选新一任的村委会主任后，他希望将曾令展扶持为村党支部书记。据知情人透露，为此朱健康的团伙多次威胁老村支书，还将其腿部打伤。
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说，这类“村官”的腐败，有着共同的“上位”手段。在基层选举的过程中，缺乏有力的监督和制约。由于监督的缺位，导致了“谁有权力谁上位，谁有势力谁上位”。
“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的选举，变成了各个势力的角逐，难以真正实现村民直选的制度目标。”
■特写
村民眼中的“村官”：富有而低调
尽管托了各种关系，多方采访，尽管采访到了退休“村官”、村民、“村官”亲属，翻阅过了诸多落马“村官”的卷宗，但最后，“村官”这个人物形象对我们来说，仍然显得模糊而遥远。
村民李靖告诉记者，她是从小在白云区某村长大的，“‘村官’都很有钱，很有钱。”这是她一直以来的印象。他们为何有钱?除了“村官”手上自己的土地出租外，他们还掌握了村里大部分土地的产权，“当然这些土地是集体财产，他们不能随意批给自己，但他们可以批给别人啊!这都是钱啊!”李靖一脸正经地说。
“但他们做人非常低调，”李靖说，“村官”们穿的衣服很朴素，更不会戴名表，开的车一般都是十来二十万的本田之类，过年时，“村官”还会凌晨四五点起床上村里的头柱香，“祈求来年村经济风调雨顺，十分虔诚。”李靖说。
但她的记忆中，“村官”见了村里的熟人也会打招呼，但态度也是不冷不热的，刻意与大家保持点距离。
由于家里和村委书记相熟，李靖和“村官”也吃过几次饭，但是“村官落马”这个话题在饭桌上从来都是禁忌，以前她不懂得，曾在饭桌上问过，被父亲严厉喝止。现在连她自己也觉得这个话题“充满风险”，“我有点害怕，不说这个话题可以不?”她对记者说道。
监督之惑
●内部服从
只要有签名，财务基本不过问
办案人员说，“在我们历年来经办的一些涉及村干部的案件中，很多都是由于监督的缺位，导致很多村民在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村里就将集体土地使用权出售，而所获利益，只有小部分分给了村民。”
广州市检察院表示，在村干部的权力行使过程中，缺乏真正有效的监督，从财务到权力运作，均缺乏真正的公开，导致很多暗箱操作的产生。
以黄少英案为例，去年8月31日，广州市荔湾区法院一审宣判：黄少英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贪污罪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20万元。
案卷资料显示，2010年3月至8月，黄少英利用红星村经济联合社社长的职务便利，假冒茂名市电白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的名义，在承包村里浮山白兰路道路工程、工业路路面修复工程及工业路水管修复工程的过程中，侵吞石井街道办下拨给村里的截污整治工程款57万元。
办案人员表示，当年数百万元的修路款从街道划拨到村里后，便由黄少英一手支配。
黄少英一手把持工程款项，并不按照标准流程进行结算和验收，他让无资质的包工头在单据上签名充数后，自己截留了多数工程款。
而本应发挥监督作用的村中财务人员也形同虚设，黄少英说工程做完了，财务人员便直接在结算单上签名。
检察机关表示，“在涉及的职务犯罪中，黄少英在村的经济往来，资金使用中有决定性的权力，其他村干部及财务人员虽然都有审查的权力和责任，但通常只要在相关文件上见到黄的签名，则基本不会过问，导致黄少英能轻易截留村里的工程资金。”
●外部弱势
村民监督分散，无法形成合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黄少英案件并不是孤例。
近年来，国家投入农村的资金和项目越来越多，项目要在农村基层具体实施，村干部掌握了不少涉农惠农资金，如果监管不到位，极易诱发腐败。
另外，根据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实行民主决策机制和村务公开制度，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需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并及时公布，接受村民的监督，同时建立村务监督机构，监督村委公开的落实。
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村委会“一把手”权力过大，难以监督。
据红星村村民介绍，至2011年被刑拘前，黄少英一直是红星村的“话事人”，在强势村委会面前，村民的监督过于分散，无法形成合力。例如2009年白云湖征地，红星村有200多户人家的土地被征收，按照石井街道的标准，每亩的青苗补偿费为3000元。但据村民介绍，红星村委会通知每亩的青苗补偿费仅为1000元，村民们决定拒领。但是村委会放出话来，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领取，今后将不能再领。一些心急的村民则悄悄去领取了，剩余的村民也只能跟随，拒领“联盟”就这样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