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入党，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在村子的墙壁和大树上，毛泽东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在瓦窑堡，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时年22岁的习仲勋。这时，习仲勋刚刚从“左”倾错误路线的牢中被释放出来，毛泽东颇感惊讶：“这么年轻。”在陕北根据地，在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不这么认为，他说：“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习仲勋说：毛主席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 “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参加西征，8月，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再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期间，习仲勋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习仲勋组织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同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习仲勋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习仲勋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习仲勋只有32岁，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欣赏程度。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均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为。1948年初，习仲勋在一个月内三次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致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行为。

　在1月4日致中央和毛主席的电报中，习仲勋指出，如果按照一般做法在老区进行土改，一定要犯原则的错误，那种认为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习仲勋认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来信很重视，1月9日做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再次致电毛泽东，提出由于义合会议（1947年11月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和晋绥的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并提出整改的意见。

　　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西北局工作中，习仲勋在工作实践中很好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涵义。

　　毛泽东夸赞习仲勋，“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但是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青海，大小叛乱很多。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便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重要贡献。

　　青海省地处黄河上游两岸，地势险要，林深山高，住着昂拉部落，实行“政教合一”政治制度，项谦任千户职位，是青海有名的千户，游移不定，反复无常。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区还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青海军阀马步芳部发动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剿灭。平叛之后，残余叛乱分子拉拢项谦叛乱，让他出任“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习仲勋认为，如何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对于共产党在青海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因此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首先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习仲勋不是单纯考虑项谦个人问题，而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

　　习仲勋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电话，认为决不能采取武力。为了和平解决问题，习仲勋前后数十次派人争取项谦。项谦一度归顺，不久又反叛。受习仲勋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去做项谦的工作，最终使项谦在1952年7月1日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未反叛。项谦后来陆续担任了青海尖扎县人民政府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事情的前前后后。毛泽东十分赞赏，称赞道：“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我们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见到了习仲勋，开玩笑地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1年春，新疆以乌斯满为首的叛匪残余势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抢劫，破坏民族团结，情况相当严重。加上新疆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做法，使问题更加复杂。引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严重关切。在提出西北土改问题时，中央和西北局特别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缓行，即现在不搞土改。但是，新疆区党委不但拒不执行这项重要决定，反而提前进行土改，抓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重要人士，一时局面混乱，并出现逃亡浪潮。西北局严令新疆区党委停止这种做法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将新疆区党委负责人召到北京，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令他们改正错误并改组区党委。

　　1952年7月，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习仲勋亲赴新疆解决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除撤换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毛泽东还两次交待习仲勋要将另一位负责人开除出党，措辞严厉。当时习仲勋对此事因特殊原因作了冷处理，未将此人开除出党，最后只以暂时降级使用了事。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李瑞环同志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文艺工作者的贴心人

　　1951年秋，毛泽东准备让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他在同胡乔木、林默涵两位同志谈话时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952年初，毛泽东在与薄一波谈话时问道：“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的回答是：“年青有为。”在延安时，他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担任中宣部部长前，习仲勋曾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难以担当起领导全国宣传文教的重任。毛泽东打了个比方：“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在1953年3月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发表了长篇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作家艺术家们的交口称赞。

　　习仲勋是一位内行的文艺领导者。他认为，一些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作家有责任，但是党的领导也有责任，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为给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习仲勋认为，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不能完全否定。即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而不是乱上纲上线，扣大帽子，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

　　习仲勋对于文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可以追溯到主政西北局的时候。1947年4月5日，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会讲话，他号召文艺工作者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枪杆子到哪里，笔杆子就到哪里，动员广大人民为反蒋（介石）、胡（宗南），反封建而斗争。习仲勋关心文艺工作者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排忧解难。同年l0月，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在西安组建香玉剧社，自任社长。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正义战争的捐献热潮。朝鲜战场传来消息，我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的丧心病狂的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阵地失守，常香玉听到广播后悲愤难眠。翌日清晨，她把丈夫陈宪章拉起来说：“宪章，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打得很艰难，咱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事？”陈宪章理解她的心情：“咱俩用义演的办法为志愿军捐一架飞机吧！”不久，习仲勋知道了这件事，充分肯定了常香玉的爱国热情，他指示说：“就用‘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名义进行捐献演出吧！”为了帮助常香玉搞好义演，习仲勋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马运昌、毛云霄、荆桦三位干部协助剧社从事捐献演出工作。对在建国后“左”的路线中受到打击、经历坎坷的丁玲、胡风等作家，习仲勋也给予了很大的关心。丁玲和胡风去世后，因为悼词问题，家属和有关方面存在分歧，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了他们的历史贡献，使得追悼会顺利召开。

　　1953年9月后，习仲勋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习仲勋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小说《刘志丹》与习仲勋蒙冤

　　2002年，一位中央领导在看望病危的习仲勋时，曾评价他“英雄一世，坎坷一生”。在习仲勋一生所遇到的挫折与坎坷中，小说《刘志丹》冤案就是最大的一个。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那么，习仲勋是怎么与小说《刘志丹》联系起来的呢？

　　50年代中期，刘志丹的弟媳、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准备写小说《刘志丹》，习仲勋知道后忧心忡忡。他深知陕北根据地党的历史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即使1942年底在延安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召开过高级干部会议，对过去的历史问题作了决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要写关于刘志丹的传记小说，势必涉及当时各个方面有关人士，写不好就会重新引起纠葛。时任监察部副部长的刘景范对习仲勋说：“陕北的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中宣部有位负责同志也赞成李建彤的创作。刘志丹的老战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也劝说习仲勋支持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在他们的劝说下，习仲勋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就说：你们出版一下也可以嘛！但习仲勋并未向组织出版这部书稿的工人出版社讲过什么意见。

　　工人出版社从1956年开始就抓这部书的出版，李建彤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先后走访了300多位老同志。到1959年冬，李建彤写出了《刘志丹》小说第三稿，送给习仲勋审阅。当时正值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运动时期，政治气氛相当紧张。习仲勋感到不仅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会在当事人中引起纠纷，而且也与当时多事的政治环境不相适应，因而对她的小说提了一些意见，建议她按照片断来写，不要写成大部头。然而，李建彤并未接受习仲勋的意见。到1961年春夏之交，她又送来了小说第四稿的清样。习仲勋自己工作很忙，就让秘书帮着审稿。

　　秘书被小说中刘志丹的精神所深深打动，所提出的问题无非是技术性的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座谈。马锡五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熟悉当年实际情况，又是保安（志丹）县人，曾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习仲勋特别强调了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主要笔墨用在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的个人经历写成全国的缩影与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这是习仲勋根据他的切身体会，为了避免引起党内再次发生纠纷，并使这部小说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刘志丹贯彻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而提出的。

　　1962年7、8月间，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前夕，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看到《刘志丹》小说送审稿时，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小说中涉及的西北历史问题，很多与事实不符，不赞成出版这本书。同时，阎红彦又看到了《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刊载的小说《刘志丹》部分章节。阎红彦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之一，他一面向全总和团中央建议停止刊载，一方面报告康生。康生得知这一情况后，虽则他并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却立即断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

　　这一时期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康生认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康生借此作为毛主席的语录，对习仲勋等人上纲上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白事情真相，习仲勋只好向周恩来总理请假：“我最好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正当习仲勋陷于极度苦恼之中的时候，周恩来与陈毅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来找习仲勋谈话。周恩来握着习仲勋的手说：“党中央、毛主席是信任你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向周恩来表示：“总理，您放心，这点我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李建彤则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文革”爆发后，康生更不会放过习仲勋。1967年1月4日，习仲勋被揪到西安接受批斗，此后身陷囹圄。

　　其实毛泽东并未看过小说《刘志丹》，他对这部小说也并没有什么成见。毛泽东曾讲过：“仲勋同志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但是康生并不肯善罢甘休。周恩来的处境也不好，但是他对习仲勋十分关心。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他批评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这样做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抹黑。”周恩来下令把习仲勋军事管制起来，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1968年1月3日，周恩来派飞机把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

　1974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一案做了指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康生等人阳奉阴违，并不执行，拖了将近五个月时间后才向习仲勋宣布：《刘志丹》一案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即习仲勋犯有严重错误”。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认为《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报告提出，因小说《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该恢复名誉。一个月后，

　　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报告。

　　长期的革命实践，让习仲勋对事物具有一种敏锐的观察力，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触角十分灵敏。习仲勋在80年代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期间，一次和《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在中南海散步。习仲勋突然对秦川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一辈子不整人，一辈子不犯“左”的错误，这是习仲勋对于自己一生的最好概括。

　　广东改革开放事业的先驱者

　　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之中。1978年3月，习仲勋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78年4月，习仲勋离开北京，正式到广东上任，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同年底，习仲勋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1979年12月，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当选广东省省长（任期至1981年2月）。1980年起，习仲勋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主政广东期间的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工作态度，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时，正是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的转折时期。1978年7月，习仲勋到宝安县城深圳，并到沙头角镇“中英街”考察。一街之隔，香港那边显得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凉冷清，不少人跑到那边去不回来，习仲勋心里很难受。他对当时宝安县委和沙头角镇的领导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旧的框框多，特别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习仲勋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同志：“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后来，有一次习仲勋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外流，冲击了边防线。

　　风波停息后，习仲勋感触很深。香港人中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国内却不行？习仲勋认为，关键是政策问题。为此，他几次亲自对边境地区进行调查，对他认识广东和考虑解决广东的问题，是有重要作用的。通过实地考察，习仲勋感到广东具有快速发展的优越条件，中央应该赋予广东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省委其他领导同志也有同样的想法。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前，习仲勋在准备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广东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以便把一些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装备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同时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拆船业，以解决钢材之需，发展支农工业；他还希望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加强调查研究，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凡是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这些要求在今天看来是很有限的，但当时已是一种要求突破旧体制的构想，代表了一种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

　　在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后，习仲勋接着又出席了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习仲勋和广东省委书记王全国一起到中组部招待所看望了将要调往广东担任省委第二书记的杨尚昆。1979年1月8日至25日，习仲勋一回到广东，就召集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广东改革开放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议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的问题。会议还对过去反右斗争的遗留问题、反“地方主义”等历史问题，分别提出了纠正或进行复查的处理意见。

　　这次会后，广东省委的领导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进一步思考如何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把“四化”建设搞得快一些。习仲勋和省委常委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习仲勋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此后，习仲勋和省委书记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汇报了广东省委的意见。叶帅显得很高兴，说：好呵，你们赶快给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初，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赴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思想理论工作。在会上，习仲勋和王全国多次讲了广东的情况和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如何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问题。先是在中南组会议上，习仲勋快人快语，直截了当地向参加会议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中央领导同志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讲了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他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广东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又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后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各组汇报时，习仲勋再次讲：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的话，现在会超过香港。习仲勋这个尖锐、直率同时又是合理的要求，引起大家的关注，也得到许多省、市、自治区负责同志的支持。

　　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委书记刘田夫（1983年3月起任广东省省长）等广东省委领导同志又单独向邓小平作了专门汇报。邓小平对习仲勋等人的汇报很是赞赏，说：新加坡吸收外资开厂，利润收入百分之五十可以拿到，还有劳务收入、税收。邓小平又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美国人问我，你们这样搞会不会变资本主义？我说，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变不了资本主义。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搞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嘛。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习仲勋向邓小平建议，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办出口加工区。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叫特区，因为在沿海搞来料加工，王全国最早提出来叫加工出口特区，后来广东省委在书面汇报中写成出口特区。在同习仲勋等人谈话中，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会后，习仲勋等人很快回到广东。还在北京时，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省委、省政府，把党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

　　在邓小平提出创办“特区”不久，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立即率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组成了一个工作小组赴粤闽两地。来广东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都专门找他谈了话，叶帅对此也很关心。谷牧按中央的决定，在广东进一步作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帮助广东省委起草一个文件《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报中央。谷牧后来又到了福建，帮助福建的同志准备报告中央的文件。谷牧从深圳回来后，向邓小平汇报了粤闽两省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发展情况。最后，谷牧提个问题，现在他们叫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恐怕中央要统一定个名。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就叫特区嘛！”同日下午在中南海散步时，谷牧遇到了邓小平。邓小平说：“谷牧，上午给你讲的，记清楚了吧，就叫特区，不要改了。”

　　1979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正式出炉，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50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3月，中央在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对于中央根据广东省委的要求做出的这一重大决策，习仲勋感到责任重大。他多次讲，他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广东有了这个权，可以先走一步，充分发挥广东优势，也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这个任务很光荣；惧的是，任务艰巨，缺乏经验，能否搞好，有些担心。习仲勋从北京回到广州后，广东省委于1979年5月至6月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期间，在穗的叶剑英元帅接见了广东省、地、市、县的主要负责人。叶帅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使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并强调在上下之间、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要加强团结，为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做出贡献。从这以后，广东根据中央的方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开始了新的征程。

　　1979年9月，习仲勋和杨尚昆出席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接着又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一个讨论经济工作的座谈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广东办经济特区问题作了重要批示。要广东省委放手搞，加紧搞。要宽些，快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邓小平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搞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邓小平的批示，给广东的同志增添了新的巨大的力量。广东省委对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作了规划，加快了步伐。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委员长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批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0年9月24日和25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一起来到北京，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广东的工作，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全力支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纪要写道：“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引用京剧《孙安动本》的故事，说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所赐的黑虎铜锤。既然有中央的文件为凭，广东在实行特殊政策方面胆子就要大一点。此后连续几年，党中央、国务院都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研究和解决两省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的新情况、新问题。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来到深圳视察。邓小平对深圳的同志说：“试办经济特区是中央的决定，我的主张，究竟办得成功不成功，我要来看一看。”当听到创办特区几年来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情况时，邓小平插话：“那就是一年翻一番喽。”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答道：是的，一年翻一番。邓小平听后点了点头。从24日到26日，邓小平在深圳视察了国贸大厦、深圳渔民村、蛇口工业区，26日晚上，邓小平为深圳写下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0年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调广东的习仲勋、杨尚昆回到中央工作，他俩的职务分别由任仲夷和梁灵光接替。任仲夷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3月，刘田夫正式接替习仲勋担任广东省省长。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习仲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

　　在此期间，习仲勋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1988年4月，习仲勋当选为七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亲自主持多部法律、条例的审议，参加了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间的交往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