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粮食总产达到11791亿斤，实现了可喜的“九连增”，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定海神针”。站在更高起点上，我国粮食生产如何实现新跨越？

　　“粮食实现‘九连增’，是在资源约束日益趋紧、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灾害多发重发、生产要素加速外流的背景下取得的，历尽艰辛，来之不易。”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实现“九连增”的最根本原因是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始终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首要目标。

　　“九连增”，历史罕见，来之不易

　　粮食“九连增”，创造了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增强了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信心，成为“三农”发展进入黄金期、农业发展实现新跨越的显著标志。

　　——增长的持续性。粮食产量由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2012年的11791亿斤，9年共增产3178亿斤，年均增产353亿斤。

　　——增长的同步性。粮食面积从2003年的14.91亿亩增加到今年的16.69亿亩，无一年减少；亩产由288.8公斤增加到353.2公斤。呈现出面积、单产同步提高的好局面。

　　——增长的均衡性。9年里，全国有25个省市区增产，13个粮食主产省增量占全国增量的88.3%。9年中，夏粮增产8年，早稻增产6年，秋粮增产8年。

　　——增长的内生性。水稻大棚育秧、玉米地膜覆盖等一批关键技术大面积推广应用，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耕种收综合机械化作业率分别达到53.5%和54.8%，发展的内生动力显著增强。

　　粮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必须深化改革，深化改革最需要的就是稳定的环境，稳定的环境的最大基础就是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有效供给，必须从国家和全社会的高度来认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农业垮，百业废；粮食缺，天下乱。”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用谚语表达出自己的看法。

　　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粮食生产前景却不容乐观。民革中央在本届政协的一份提案中深刻分析了粮食生产存在的隐忧：粮食产销和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没有根本改变，长期处于脆弱的平衡状态。

　　一方面是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粮食供求格局改变，另一方面我国优质耕地相对不足、后备耕地匮乏。

　　多年的经验表明，经济形势越是复杂严峻，越要力保粮食和农业稳定发展，确保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说，尽管我国粮食连续九年增产，但供求仍是“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量将超过1.44万亿斤，增加1800亿斤。主要农产品的供求缺口仍然在逐年扩大，进口数量逐年增加，进口品种逐年增多。

　　靠面积增产的潜力已经挖掘得足够充分

　　“眼下，靠面积增产的潜力已经挖掘得足够充分。”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告诉记者，粮食“九连增”，面积增加了1.78亿亩，对增产贡献率超过1/3。粮食靠面积增产的潜力已经接近极限。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占用耕地、好地的现象不可避免，稳定扩大粮食面积，实现粮经统筹协调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

　　“水是粮食生产的‘血液’，也是粮食生产最大的制约因素。”吉林省水利厅副厅长车黎明委员说，未来农业用水空间将继续呈不断挤压态势。近年来，东北等粮食主产区地下水位下降明显，部分地方地下水位年均下降超过1米，今后继续承担粮食增产重任的持续性令人担忧。

　　“我国粮食生产每上一个台阶，都与突破性品种和技术直接推动密切相关。”浙江省宁波市农科院院长马荣荣代表说，从目前看，全局突破性、区域带动性强的新品种、新技术储备不足，转基因等生物技术应用受到诸多限制，依靠单项技术突破大幅提高单产的难度越来越大。

　　农资价格、人工成本和租地成本节节攀升，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和极端性灾害多发频发重发等因素的现实存在，也给粮食生产带来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粮食生产就像运动员跳高一样，在级数低的情况下实现提升相对容易，但在高起点上，要实现一点点跨越却非常困难。”农业部总经济师毕美家曾这样比喻道。

　　我国粮食生产当前最大的矛盾仍是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与相对薄弱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最大的实际仍是人多地少资源短缺，最迫切和严峻的仍是如何转变粮食生产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价格合理是农民种粮的直接动力

　　“保障粮食有效供给，必须立足于国内解决，不能依赖国外市场，对这一点，认识上不能麻痹，政策上不能松懈。”任正晓委员说，保障总产量最重要，这就要求不能“谷贱伤农”，要稳步提高稻麦最低收购价，让收购价增长高于种粮成本的增长，农民有收益，才能不断提高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种植持续稳定。

　　2013年国家继续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并适当提高了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其中早籼稻、中晚籼稻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提高到每50公斤132元、135元和150元，比2012年分别提高12元、10元和10元。

　　“合理的粮食价格是激励农民种粮的最有效手段。”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刘汉元说，我国粮价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我国农民种地的收入非常低，折合每亩净收入只有300~500元，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26%甚至更低，粮食收益占全国GDP的比重不到5%。

　　他表示，在未来10~20年时间里，有必要在不违反现有世贸规则的前提下，通过政策引导尤其是市场调节手段，适当、逐步提高粮食价格，最终在我国形成中高粮价政策。

　　好政策必须让真正种粮的人受益

　　种粮大户岳绪全也有苦恼，目前最让他头大的是油价又涨了。“一吨柴油涨了近300元，我的农用机械除了满足自己需求外，还为附近的5万亩地提供机械服务，一年的机械用油200~300吨，原来的利润就很薄，一亩地的纯利润3~5元，除去机器磨损折旧，按现在的油价利润归零都归不上，很可能要赔钱了。”

　　岳绪全的苦恼反映着众多种粮大户的心声。针对这一情况，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农科院副院长马忠明建议，要建立国家种粮补贴动态监测机制，补贴的水平要能抵消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这样才能保证农民放心种粮，愿意种粮。

　　“种粮补贴既是一种补偿，也是一种激励，目的是引导农民‘多种地、种好地，多产粮、产好粮’。”刘晓庄委员认为，要将“好事做好”，就得进一步完善农业补贴办法，逐步做到普惠制和特惠制相结合。一方面，不光农民种粮要有补贴，今后整个“三农”都应增加补贴，让农民普遍得到实惠；另一方面，国家在安排新增补贴时，要开始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倾斜，并制定特别的优惠政策，增加农民新型合作组织的发展资金。

　　“对种粮的人要补贴到位，对发展粮食生产的地区更要有国家政策的支持。”任正晓委员说，要着力完善扶持政策，构建新一轮粮食增长“助推器”。提升地方政府、种粮农民和科技人员三个主体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重点是抓好产量过100亿斤的27个大市和产量超10亿斤的417个大县。真正扭转粮食产区普遍存在的“产粮越多、财政越穷”、种粮能增收、农民难致富的局面，让主产区政府有积极性抓粮食生产、农民有积极性种粮。

　　“目前的情况是，种植水果蔬菜花卉，比较容易规模化，因为企业能够得到利润，但是粮食的规模化就很难，因此不能单纯靠市场行为，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河南农业大学校长张琼代表认为，要加大力度推动种粮主体走合作化、规模化的道路。政府要从资金、政策等各方面，推动粮食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种地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一定得弄个保险。有了保险，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就可以放心投入了。”黑龙江省种粮大户孙斌代表建议应该加大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要延长保险期限，保险期从出苗到作物收获为止，不应只到作物成熟为止。

　　走集约型内涵式增产之路

　　“继续增产的最根本保障是一定要紧紧守住18亿亩红线。”朱广明委员建议，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要防止“数量代替质量”的占补平衡。

　　今后粮食增产的突破点在于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单产，走集约型、内涵式发展的新路子。柯炳生委员认为，要增强新一轮粮食增长驱动力，就必须深入推进高产创建，大面积开展粮食增产模式攻关，在粮食生产优势产区实行整建制、大规模推广应用，形成一批高产高效的粮食生产区域，辐射带动更大范围增产。

　　“九连增之后，要实现粮食再丰产，加强基础设施和现代装备建设投入是硬指标。”牛盾委员建议，要建设一批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提高粮食生产信息化水平，特别是要加强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防治能力建设，充分利用物联网、互联网技术，构建数字化平台，依据病虫害发生流行路径，构建区域性、机械化、信息化应急防控体系。

　　加大节水节肥节药（农药）增粮工作力度，提高土壤墒情和改善耕地肥力。骆沙鸣委员建议，要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力度，珍惜地表熟土以提高地力增粮。应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推广有机肥应用，改良培肥土壤。

　　“在农业的良种方面和农作物的栽培技术方面，我们国家的杂交水稻、杂交小麦、杂交玉米，这些品种增产还是有很大潜力的，单产提高以后，对总产量增加是有促进作用的。”聂振邦委员以玉米为例说明：美国是玉米生产大国，平均亩产能达到600多公斤，我们单产比他们的平均水平要差三分之一多，目前只有400多公斤，这样水平上的差距是有提高潜力的。

　　粮食增产的另一个出路在于规模化。黑龙江省绥化市市长王金会代表说，“同样是黑土地，为什么绥化的粮食亩产就比不上黑龙江农垦的呢？我们发现，规模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一家一户小生产，无论是从生产效率、土地产出率还是从产品竞争力上讲，都比不上规模化种植。”

　　孙斌代表认为，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求加快打造粮食生产微观基础，推动专业化分工，培育专业化大户、专业化合作社、专业化服务队伍，集中力量、集合要素、集约资源进行培育扶持。

　　“九连增”之后，实现粮食生产再跨越，需要政府和农民、农技人员共同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