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美编 鲁达 制图

　　3月17日上午，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用107分钟表履职承诺、答热点话题、谈经历感悟，集中回应了舆论对新一届中国政府施政的诸多关切。“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记者会上，李克强一系列人情味浓厚的朴实言语，表露其带领新一届政府戮力改革的实干决心。笃信“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道理的李克强，谈及政府职能转变，冷静表示“凡事想要做成的话，总是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作出可能的选择”；谈及民生议题，坦言“我们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人民并不满意的增长”；谈及如何将改革红利惠及更广大民众，直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机构改革

　　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

　　——机构改革不易，转变职能更难，因为它更深刻。现在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

　　——这次改革方案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当然也是简政放权。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不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对于本次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核心——简政放权，全国人大代表杨崇勇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些时候，中央政府管得太琐碎了，应该腾出更多的时间关注重大战略问题，把权力下放至省市县。这次机构改革强调简政放权是看得非常准、力度非常大的一次改革。”

　　对机构改革，全国人大代表们对新一届政府更是充满信心。全国人大代表金占忠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机构改革还不仅仅是几个部门的改革，还要加大力度进行体制改革。同时，他表示，出台了改革方案还应该要出台相应的法律加以保障，从而真正让人民满意，让人民得到实惠。

　　（赵怡雯）

　　食品安全

　　让不法分子付出昂贵代价

　　——我前面讲，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包括在发展中要让人民呼吸洁净的空气，饮用安全的水，食用放心食品。

　　——至于食品安全，那可以说是天大的事，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政府应该对假冒伪劣和黑心食品坚决进行查处，并且让不法分子付出昂贵的代价。

　　“镉大米”、“三聚氰胺奶粉”、“磷韭菜”、“硫黄生姜”、“苏丹红鸭蛋”、“瘦肉精猪肉”……近年来一次次爆出的食品安全事件，让“以食为天”的老百姓越来越“为食而忧”。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王志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总理强调要建立倒逼机制，强化企业和政府的责任。要知道中国的食品加工主体不见得都是企业，更不见得是龙头企业，有很多是小作坊，这些分散而隐蔽的小作坊是无法监管的。为了避免这些监管难题，建议可以要求所有的食品加工方按照各自的规模交纳食品安全担保金，以此提高行业门槛以及保证食品质量。

　　王志刚认为，政府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保持较高的积极性是一件好事，但总想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是不可能的。预防和规范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政府保持较高积极性的同时，要取缔“大跃进”思想和工作机制。

　　（史燕君）

　　中美关系

　　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

　　——新一届中国政府会和过去一样，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因为这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愿与奥巴马政府共同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你问到怎么构建，这使我又想起在中央政府工作后，我经常会见美国的政治家，他们和我谈话，很坦率地说，我们是为美国利益而来。我跟他们说，我是为中国利益工作。既然大家都讲利益，那好，利益就有共同点、汇合点。可以回想一下，30多年前，中美的贸易额不过10亿美元，去年已经达到近5000亿美元。我们会继续推进互利共赢合作。我想未来中美在贸易、投资方面的机会、空间比过去30年会更大，会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当然，我不否认中美之间有分歧，但只要我们相互尊重对方的重大关切，管控好分歧，就可以使共同利益超越分歧。

　　中美两国关系的复杂之处主要在于，两国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对彼此存在不同看法。总体讲，是合作多于冲突，共同利益远大于彼此分歧。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教授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李克强总理在谈到中美关系时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就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和美国所构筑的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是互利共赢。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开放和发展，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们相信，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交往与合作会变得更加频繁，“中美之间的投资、贸易机会和空间比过去30年会更大”。

　　因此，美国不应该专注于短期的贸易顺差，而是“管好分歧”，加强沟通与交流，促使更多的企业合作，实现共赢。

　　中美之间存在着各种博弈，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表达了明确的立场，“为中国利益工作”，但是，两国之间存在着很多利益的共同点和汇合点，其中，亚太地区是双方关注的焦点。

　　（张颖）

　　中俄关系

　　双边贸易可再翻几番

　　——我还记得出席一个经贸方面的论坛，当时我说，中俄双边贸易额是800亿美元，我就憧憬，通过共同努力，再翻几番没有问题，而且可以实现共赢。

　　——中俄推动务实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加强沟通协调，不仅有利于巩固双边关系，而且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对于中俄关系，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建民认为，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选举产生后，中俄关系会沿着健康持续的路线稳定发展。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前将首访俄罗斯，从中也能看出中方对待中俄关系的重视。

　　提到中俄关系，不得不提能源问题。 李建民表示，能源是中俄经贸关系中尤其重要的一块，中俄围绕这一议题也是讨论已久。此前，俄罗斯石油公司收购英国石油公司（BP）在融资方面遇到了困难，当时预测俄罗斯石油公司会在国际上融资，其中一条就是通过增加给中国的供油换取中国对其的再投资，此次俄罗斯宣布增加石油出口也是按照该思路来进行的。

　　李建民还指出，中俄两国经济互补性强，两国经济协作的潜力巨大。俄罗斯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其丰富的能源储量上，它是中国保障能源安全的主要合作伙伴，而俄罗斯也试图运用其娴熟的能源外交政策对中国施加影响。中俄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是互利的，它能够实现俄罗斯能源出口的多元化，使俄罗斯更加顺畅地融入亚太经济圈，也能增强中国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实现进口渠道的多元化。中俄双方的合作不仅符合各自利益，也有利于国际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陈洁）

　　保障民生

　　造福人民，政府要过紧日子

　　——不断改善民生，也就是说要着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续地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

　　——如果说政府也是民生政府的话，就要重点保障基本民生，来编织一张覆盖全民的保障基本民生的安全网。其中包括义务教育、医疗、养老保险、住房等，努力逐步把短板补上。还要坚守网底不破，通过完善低保、大病救助等制度，兜住特困群体的基本生活。这些人如果陷入生存的窘境，很容易冲击社会的道德和心理底线，所以政府要尽力，并且调动社会的力量，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

　　尽管近两年来，农村和城市居民都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养老保险似乎实现了全覆盖，但由于企业机关以及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不一样，因而养老保险待遇差异较大，同时人们参保的机会也不均等，养老制度的多轨制运行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已经引发社会不满，甚至影响到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的理性改革。

　　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何立新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靠增量改革的优势已经消失，而收入差距在扩大，社会和谐显得越发重要，在民生保障中，尤其是医疗和养老还需要进一步地改善。

　　“只有将养老保险体系进行大的重构，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特别是城镇化的要求。其他如医疗、教育、住房等关乎基本民生的问题如何适应城镇化的要求，也是本届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何立新认为，在改革的过程中，会动到一部分人的“奶酪”，能否推进改革就要看新一届政府是否有魄力和能力来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胡芳）

　　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

　　——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现在大约有2.6亿农民工，使他们中有愿望的人逐步融入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有就业支撑，有服务保障。城镇化也不能靠摊大饼，还是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还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改造一千万户以上各类棚户区，这既是解决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也是降低城镇化的门槛。尤为重要的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

　　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应该是如何改变过去城乡的差别，给广大农民实实在在的服务，保证农民的利益。这需要率先处理四方面的问题：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二是改革土地流转制度。三是实现农民同城市人口一样获得同等公共服务的权利。四是一个容易让人忽略的问题，即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转变身份后的职业培训问题。这部分成本由谁来承担？

　　上述问题涉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西部地方政府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中央财政能否适度让步，在转移支付方面改变过去单一流动的模式，实现双向流动，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宋璇）

　　环境治理

　　不欠新账加快还旧账

　　——刚才记者先生讲到，一段时期以来，北京、实际上中国东部比较大范围出现雾霾天气，我和大家一样，心情都很沉重。对这一长期积累形成的问题，我们要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作为去进行治理。

　　——我还担心的是，粗放的发展方式能不能加快得到转变。我曾经说过，绿水青山贫穷落后不行，但殷实富裕环境恶化也不行。我们需要进一步创新发展理念，推动科学发展。一是不能再欠新账，包括提高环保的门槛；二是加快还旧账，包括淘汰落后产能等。政府应当铁腕执法、铁面问责。

　　环境治理已成为共识，但环境如何治理，政府、企业的责任如何分担？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援救中心副主任李志清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根本之策要做到‘一堵一疏’。堵，就是要把行政管制上升到法律层面，要用法律手段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完善各种环境立法。”

　　“疏，就是要依靠市场来形成激励机制，用市场杠杆来调节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李志清指出，“很多时候政府可以很快地查到是哪家企业排放了污水、污气，排放了多少，也可以用行政手段进行制止和处罚，但是禁止了一家却无法禁止所有企业，所以要善用市场‘这只手’，充分竞争、透明的价格机制将是最有效的杠杆。”

　　（付碧莲）

　　金融改革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推动经济转型要注意发挥财政、金融、价格改革的杠杆性作用，推动公开、透明、规范、完整的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在金融领域要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而且要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金融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极其关键的时刻。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寇宗来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金融领域要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目前，央行统一利率管制，各个银行之间利率没法竞争，银行之间主要收入还是来自存贷差。如果银行可以动用利率作为竞争手段，各个银行就都会上调利率。

　　对于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寇宗来认为，开放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向国外开放，一方面是中国国内省市之间要开放。各个省市之间贸易壁垒、劳动力流动壁垒不一定比国外弱。重点是进一步开放服务业。银行、金融都是属于服务业。外资银行在上海，很多业务受到限制。如果说按照WTO的要求，中国现在有些产业已过保护期，必须对外放开。如果外资银行可以直接存贷，那么国有商业银行或将面临一场严竣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