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委会本是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成员不过是集体组织的普通一员，他们除了在任职时由于为集体工作而应当获得相应报酬外，根本就不该与普通村民有什么两样。而三灶镇这种让村官落选后还享有其他村民所不能享有的待遇的措施，无疑把村官变成了不同于一般村民的特权阶层，造就了新时代的等级制。更不消说，村官在任不贪腐原本就是一项刑法直接规制的守法义务，而不是什么特殊贡献。一般都是不犯法不受处罚，还从来没有不犯法就受奖的道理，而且是给予现代社会所不承认的特权和身份重奖。

三灶镇的这种做法无疑是不当的，但由此却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到底应当怎样防止村官的权力滥用和贪腐？这让人首先想到的是，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了定期选举制度，这毫无疑问是村民从源头上控制村官滥用权力的根本措施。问题是，三年一届的选举压力，“对于被目前动机的力量可能促成的行为是一种极其软弱的束缚”(《联邦党人文集》)，村官们完全可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顾三年后是否会落选，事实上也早已普遍性地暴露了“干一届捞一笔”这样的光靠选举所不能解决的权力滥用与贪腐问题。

因此，只有选举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联邦党人文集》)，不仅要像三灶镇所说的那样让村官们不想腐，关键是还要像习近平不久前说的那样，使他们不敢腐。而且鉴于自律的不可靠性，只有不能腐才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也是邓小平“关键是靠制度，不能靠人”思想的体现。所以，真要不让村官贪腐，就必须建立起严格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

令人遗憾的是，对村委会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不仅是村委会组织法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而且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以维护市场秩序为由，对村委会行使村民大会权力的越权行为又往往加以认可，加上土地承包法对村委会越权承包土地撤销权的规定不当，使得实际上很难撤销……如此等等，使得村民现实中根本无法对村委会的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从而使得谁当选都一样，而且谁上来也是为所欲为，村民也就不再认真行使自己的选举权，致使村委会选举贿选成风，村官贪腐横行。

本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规律。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线方才休止。”(孟德斯鸠)这是一条谁都知道的腐败定律，难道这么多年来就没想到用权力限制和制约机制来对付腐败吗？事实上，三灶镇所说的从2002年起为监督村官所实施的“村组财务代管制”，即行政村和自然村的财务、支出均由镇政府会计结算中心统一支付，各村不再有自己的会计、出纳，并不是该镇的创举，而是普遍性的制约村官贪腐做法。但这不仅没能有效解决村官的贪腐问题，而恰恰是从此之后，又逢着征收拆迁之风刮起，村委会有了支配大量补偿款的机会，使得村官贪腐之风更加严重。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乡镇结算中心人员乃至乡镇领导同样是人而不是神，也同村官一样会贪腐，特别是在失去监督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与村官们做交易。不能不说这样的监督办法根本背离了监督的方向。相反，根据多数人比少数人更不容易被收买的道理，对村官的有效监督应当是扩大监督人的范围，尽可能使每位村民都有监督权，而不是把监督权收到个别人手里。特别是像“村组财务代管制”这样把财务支配权转移到集体组织之外去，更是直接违背了村民自治的宗旨，存在违宪违法(村委会组织法)嫌疑。村民自治问题之所以长期没有解决好，正是由于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不当干涉，限制了村民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不是说村民没有自我治理的能力。

如果村委会组织法不是事实上规定了一种以村委会主任为中心的集权体制，而是规定担任会计的人在村民大会的领导下工作并独立于村委会主任；如果进一步规定，每半年或其他合理期限，在村民大会的主持下想监督村委会支出的每一位村民都可以经推举或抽签直接查账以及进行支出审计，而且村民大会召集人是不同于村委会主任及其他村委会成员的人，或者由村民集体决定以其他更合理有效的办法来监督村委会的财务情况，相信村官贪腐与滥用职权的现象不至于如此泛滥。

但无论如何，合理有效的办法只可能是财务权与村委会职权分权制约的他律机制，而不是诸权合一的自律机制。同时，合宪合法的办法，都只能是充分发挥村民能动性与自主性的办法，而不是来自外部的不当干预。(作者吴元中系济南市市中区法院审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