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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官贪腐 政府监管不能缺位
2013-4-19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包括珠海在内的珠三角农村迅速走向富裕,但随之而来的是村民矛盾、纠纷、上访投诉也不断增多,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在2012年珠海开展的“三打两建”中,多名村官因贪污受贿落马,其中以珠海斗门黄金村最为典型。该村从支书到主任、副主任、会计、委员在内的8人,于2 0 0 4年与建筑商合作开发“新金花园”地产项目时,大肆收取贿赂近百万元。东窗事发后,整个村两委班子几乎全军覆没。

  农村为何会出现越富问题越多的“怪现象”?怎么才能预防村官腐败?昨日,率先撰写提案呼吁对村官进行任前财产公示的巫铭毅,以及有两会“炮王”之称的刘秋林等四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走进本报“新闻会客厅”专版,就上述话题展开热议。

  谈村民自治:缺乏有效监督“一支笔说了算”
记者: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多年,你认为自治的程度究竟多高,是否已经尽如人意?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哪些?

  巫铭毅:目前村民自治的水平还不高,问题也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通过村民选出来的很多村官素质和道德水平并不高,而这些村官虽小,但却对村集体资产和土地拥有很大的处置权,他们拉帮结派,在村里搞“一言堂”,只顾为自己或宗族的人捞取利益,甚至连入党,村长都只让自己一个亲族或关系好的人入,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

  刘秋林:现在农村最大的问题是监管不到、好的政策执行不到位,珠海一个村村主任和支书贪了开发商给村里的一笔钱就跑了,现在都找不到。

  刘京星:村里的事情太复杂,最大的突出问题就是缺乏对村干部的有效监督“一支笔说了算。”

  谈村官选举:要设道德指标防范“黑老大”参选
 记者:现在村干部虽然都是村民选出来的,可不少村民抱怨自己监督不了村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要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有何建议?

  巫铭毅:在村官选举中,存在很大的灰色空间,不少村官是通过不法的方式诸如金钱贿选、向宗亲拉选票等方式选举出来的,加上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当上了村官,就自认为比村民高出一等,不愿接受监督。

  我觉得村官选举应当设置门槛,除了学历、年龄等,更重要的是要设置道德门槛,道德水平高,对当地有贡献、没有犯罪记录的才有资格参选村官,免得一些黑恶势力也来参选。广东这几年就查处了一些“黑老大”村官,这反映了一些基层镇政府监督不严。

  刘秋林:现在有些村官因为官帽子不归政府管,甚至将镇政府都不当回事,会议都不参加,我建议政府不妨给当选的村官设一个试用期,在试用期内做得好、村民满意就继续干,做不好就让能者上,这样起码也有一个威慑作用。

  刘京星:这就是社会监管机制不到位,不过这也是长久以来累积延续至今的体制问题。现在的村民大多数都是村集体的股东,之间有派系分别,有利益冲突,导致矛盾太多了。
谈财产公开:要做村官就要牺牲个人部分隐私

  记者:大家反复提到村务要公开透明,但在实际操作中,执行得并不好,该公开的往往没有公开。有些镇政府的官员也诉苦,说农村问题太复杂,即便公开了,村民也会有不满,所以公不公开都是一回事。对此,你们怎么看?有何建议?

  巫铭毅:涉及国家机密、安全等内容可以不公开,但要防止农村腐败,关键就是公开。现在是信息社会,资讯越来越发达,你不公开,想瞒也瞒不了多久,到时只会更被动。就像一个人看病一样,通过公开发现一些小问题及时治疗,隐瞒下去小病熬成癌症,再治疗就晚了。

  刘秋林:镇政府人员诉苦,就是不作为了。在村务公开的问题上不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公开,就说明有问题。
 刘京星:村官的困境确实存在“现在好多地方的村官是,不做死得很惨,做了会死得更惨,”村民会觉得,这个物业和土地都可以出租,“可以赚钱的,为什么不去做?”但是租了之后会觉得便宜了,回头村干部又要被责难。

  崔云:此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可以对村官进行问政,可以邀请审计进驻,包括民情观察员也可以监督。对村干部一定要健全机制,加强社会监督。

  记者:不少代表委员提议,为防范村官腐败,应当首先在村官推行任前公示,包括财产公开,可不少村官认为自己并非公务员,资产情况属于个人隐私,没必要公开?

  巫铭毅:村官可以不大范围公开财产,但必须小范围公开,比如镇政府成立一个机构,专门接受村官财产公开。

  刘秋林:村官本质是为村民服务的,要当村官,就要有所牺牲,你觉得公开个人财产侵犯了隐私,那你就没必要来竞选村官,当个普通村民就好了。
刘京星:有必要公开,选举之前的准入条件就是要公开有多少财产,会让村民更信服。

  崔云:村“官”也是“官”,作为基层的村干部,负有职责造福一方,那么对(他们)财产公开及任前公示,应该肯定这一点,是可以的。对于村干部贪腐,不能对照公务员进行处理,但是应该利用珠海作为特区的立法权,专门出台一部针对村官的廉政守则规定,可细化进行监管。

  谈基层政府踢皮球:农村问题不及时处理将付出更大代价

  记者:现在在基层,不少官员对于农村问题都有畏难情绪。有些官员甚至直言,农村问题实在太复杂,要处理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因此往往会直接交给村委会来解决,这样即便出了问题,也是村里的问题,自己可以不用担责?你们怎么看待这种畏难情绪,有何建议?

  巫铭毅:镇政府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往下推。如果问题在农村堆积,得不到舒缓,只会愈演愈烈,小问题往往会变成大问题。正因为现在不少基层官员畏难,能拖则拖,导致农村问题频发,上访投诉不断,政府往往等事件闹大了才处理,不仅要付出更大代价,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刘秋林:畏难情绪归根结底就是不作为,不敢作为,为什么农村问题这么多,跟一些镇政府人员的纵容也有关系。

  崔云:畏难情绪大可不必,村委会虽然不像政府机关体系庞大,但是可以借助政府机关的行政力量,把村民自治和职能部门的考核工作相挂钩,这样双方权责对等。

  谈部分村庄为何越富问题越多:利益分配不均、不透明是“元凶”

  记者:随着城市化推进,珠三角的很多村庄大量土地被征用,因而快速富裕起来,但村里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你们认为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富了,一些村民反而更加不满?

  巫铭毅:根本原因其实是土地利益分配不公,村民们有不满,只要能把分配问题解决好了,问题自然就没了。

  刘秋林:在征地的过程中,一些村官往往会利用权力捞取更多利益,因此村民虽然也富了,但比起村官来,贫富差距可能反而扩大了。
 崔云:目前就是不透明,你看一下其它城市,只要一弄出来,小小村干部也是成百上千万地贪腐。

  观点交锋

  村民该不该自治

  记者:有一种偏激的观点认为,在当前农村村民素质不高的情况下,还不适合实行村民自治,否则自己治反而乱了,你们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巫铭毅:尽管村民自治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改革总是循序渐进的,做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在探索中出现问题也不足为奇,如果一味等时机成熟再来推村民自治,可能永远也推不了,关键是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
刘秋林:村民自治中出现问题不怕,关键的是政府不能缺位,要承担起责任来。

  刘京星:政府不可能方方面面触及到最基层,村里的事情还是需要依靠村民自身解决,所以村民自治是必须的。

  本期嘉宾

  巫铭毅:市政协委员

  刘秋林:市政协委员

  崔云:市政协委员

  刘京星:市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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