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是党和国家的毛细血管，那党和政府的基层工作就是微循环

　　若把整个国家比作人体的话，那么中央政府无疑是心脏、是大脑，而基层政府则是充斥于全身各处的毛细血管，虽然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没有它的话，仅靠心脏的力量是不能把血液输送到组织细胞中去的。毛细血管是人体新旧物质交换的场所，它既能把静脉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和代谢废物等排泄出去，也能在呼吸中将氧气吸入，再将这些新鲜氧气输入动脉，变成鲜红的动脉血液流到全身各处，供给组织需要，这个过程就是微循环。基层政府是党和国家的毛细血管，那党和政府的基层工作就是微循环，承担微循环功能的有机组合便是微循环系统。

　　基层组织是将党和国家各项政策细化、执行的单位，基层政府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能否落实、落实的程度、执行的效果，是一个国家执行力的神经末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再好的政策，如果没有良好的执行力，这些政策也只能是一纸空文，不仅会大大降低组织的威信和效率，而且也会导致百姓产生政治冷漠感，疏离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基层政府是党和国家的形象窗口，是和群众直接接触的行政组织，是群众评价党组织和政府的直接对象。基层干部是基层政府的主体，基层干部的言行举止直接影响基层政府的形象，关乎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若不及时改善党和国家机体的“微循环”系统，久而久之，党和国家的机体必出毛病。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对基层干部污名化的倾向，在网络上表现尤为明显。由于网络拟态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一边倒的“地方官员很坏”、“地方政府很差”的负面评价，高度叠加的网络认知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一致性。要是不加深思，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已经是暗无天日了。出现这种“一边倒”评价的原因是复杂的。既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百姓幼稚，也不能武断认为是背后有人指使，别有用心，要颠覆现政权，这些判断与实际是不相符合的。有学者对这种现象研究后指出：对于基层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众的态度是“总体肯定，个体否定”、“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即总体上肯定党组织是好的，具体到某个官员则是坏的。简言之，党是好的，官是坏的;对组织抽象肯定，具体到组织成员则是否定的。

　　正确地评价党的微循环系统，并进而改善党的微循环

　　为何会出现“基层干部被污名化”这种倾向呢?只有对这种倾向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才会正确地评价党的微循环系统，并进而改善党的“微循环”。

　　首先，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不高、领导艺术欠缺、政策水平偏低是首要原因。由于基层工作条件艰苦、任务繁重，很多人不愿意下到基层，导致基层干部队伍整体素质距离党和政府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近年来接连出现的某些官员的雷人话语，就暴露了少数基层干部素质较低，群众意识薄弱，政策水平偏低，领导艺术缺乏等问题。如某地方官员讲：“我们不强拆，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 ?”、“谁跟政府作对，谁就是恶”……这些雷人话语的共同特点都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其他的任何部门都是权力的附属物，其高高在上的骄横霸道作风暴露无遗，完全忘记了党的宗旨和性质。

　　其次，角色的混淆与错位疏离了官民关系。所有的干部都应该明白，你只有在执行公务、处理公事时，或者领导集体给你授权后，你才能代表组织说话。有些人动辄代表组织，把私人事务用组织的名义表达出来，这是极不严肃的态度，损害了党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如某乡干部醉酒后在走廊里撒尿，渗到楼下，楼下人气愤地质问：“谁在上面撒尿?”这位干部居然高声回答：“乡党委。”与此相关的但又略有差别的另外一种形式是角色的错位，我们每个人都要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其言行举止必须与充当的角色相吻合。有极少数基层干部官不大，官瘾大、官架大，与自己的真实身份很不相符。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中的刘能就是典型的例子。刘能官儿不大，可以说是最基层的村官，还仅仅只是个副职村官，但他却把很多具有明显官方色彩的词汇生硬地套在自己身上。例如在多种场合下说自家是干部家庭，批评自己老婆身为干部家属，境界却上不来……种种严重错位的言行，令人哭笑不得。真是一分的官职，五分的官架。时时刻刻要把自己和周围的群众隔离起来，画地为牢，高高在上，这种干部不受到冷遇才怪。

　　再次，自媒体舆论环境放大了基层干部的负面形象。近年来，随着一些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发展，渐成碎片化的网络舆论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权，逐渐成为左右社会问题的重要舆论力量，形成了网络拟态环境。在这种拟态环境中情感认同取代理性论辩，大家似乎又回到了前现代的生命共同体的道德和荣耀中。网络辩论更注重立场，网民在持同一个立场的场域中寻找认同和共鸣。网络尊重的不是真相，看中的是你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在网络拟态环境中，网民是在电脑屏幕前寻找社会真相，以为屏幕上显示的就是真实的社会现实。从信息渠道上看，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导致民意诉求渠道的阻塞，而新媒体打开了一个缺口，于是网络诉求立刻井喷。底层群体情绪的集中宣泄将网络上呈现的政民关系推向对立，且由于预设的身份标签的存在，大多网民会自动站在草根一边，形成简单的官/民二分对立态势：凡是官都是错的，凡是民都是对的。我们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种舆论判断根本不能代表真理。

　　最后，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化引起百姓的误解。人民公社解体后，底层百姓渐渐脱离原有的国家政治的轨道，乡村社会逐渐代替乡村政治，尽管国家想通过村民自治制度来重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然而农民对选票政治并没有表现出令人期待的热情，表现出选谁与我无关的冷漠态度，认为乡村选举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乡村选举成为农民精英自娱自乐的活动。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总结为“无政治的村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农民把自己的目光转移到发家致富上来，农民的集体意识和村落意识逐渐瓦解，特别是在农村税费取消后，一些新型的价值观便逐渐根植农民心中：“只要能挣钱，别的都不管”、“只要你不要我交钱，你想怎么搞都行”等等这些这无政治性的政治品性，体现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特性，侵蚀了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乡村的公共事务总得有人来完成，如修路、修水渠，于是乡镇一级政府只好选择村里的富人治村，他们有经济能力，在村里有经济地位，便于一些公益性工作的开展。这就形成了“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结构。而这种结构给了底层百姓一个误解：有钱才是大爷，有钱才上得去，金钱和权力是密不可分的。殊不知，这是他们为自己的无政治性必须付出的代价。

　　综上分析，党的微循环系统确实出了微恙，尚属于“疾在腠理”阶段，只需汤熨便可及也。但必须记住：不治，将恐深!

　　(作者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共关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