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三十年间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崛起进程，正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的过程。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教授有精辟分析。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城市百业待兴，劳动力紧缺。以沿海一带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农办企业开始兴起，吸收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部沿海工业发展加速，进一步吸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需要注意的是，农民进城打工，并不意味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虽然很多农民工支撑了城市工业、低端服务业的大量廉价劳动力需求，却很难被城市真正接纳为市民。除户籍和住房的限制外，主要原因还在于城里没有形成与农民工特点相适应的相对稳定就业机会和就业保障制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东部沿海地区大量工厂停业，直接造成大量农民工回乡，务农仍是农民工生存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与城镇化相适应的稳定就业机会，即使可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民工留在城市，也可能会因为失业而形成城市中的“贫民窟”。这显然与城镇化发展的终极目的相违背。

　　长期以来，我国土地城镇化要快于人口城镇化。2000年至2010年期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了83%，但同期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人口增长45%。土地城镇化虽然也会创造部分农民工就业机会，但缺乏可持续性。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不仅透支当前财政收入，而且也可能会造成资源闲置和巨大浪费。截至今年11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3.36亿平方米，大约占用2万亿元资金。过去，全国各地曾大兴开发区建设，但相应产业未能实现顺利发展，以至不少地、市的开发区撂荒，造成巨大的资金和资源浪费。

　　虽然调查表明，“农民工”群体整体失业率只有3.4%，大大低于城镇户籍劳动者的失业率。但应该看到，随着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农民工就业将面临巨大挑战。按照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一国城市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将会明显上升。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景气月报提供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2%，高出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速1.8个百分点。目前，东南亚等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较为明显，在国际分工和制造业产业转移带动下，我国传统低附加值制造业将面临较大力度调整的现实压力。今年11月，我国出口市场再陷疲软，当月出口增幅较上月大幅下降8.7个百分点。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随着我国出口增长动力不断衰减，东部地区传统制造业优胜劣汰过程将会加快，这势必也对农民工就业市场形成较强的冲击。

　　因此，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是推动城镇化的核心，在今天是难度最高的挑战。

　　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意味着要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事关老百姓日常生活，需求稳定且持续。随着城市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性服务需求质量和标准也将逐步提高，这将催生稳定增长的农民工就业机会。还意味着要建设农民工买得起或承担得起的保障性住房。现在很多农民工寄居在工地、餐馆，租住在城市平房和城乡结合部。要真正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理应尊重他们的居住权，在符合一定条件时，给予他们与普通市民购买、租住城市保障性住房的同等权利。农民工向市民身份转化，意味着放弃了农民的身份，加入了城市社保体系。农民工向市民身份转变后，如果允许农民工继续保留农村土地，必然存在对已城市化农民工的双重保障，就会带来显失公平问题。

　　无疑，推进城镇化进程，创造稳定就业机会，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推动，通过制度变革，在农民工去城市就业的现状基础上，加强基本社会保障，提高身份认同；更需要经济体本身强大的内在动力驱使，大量创造稳定就业的机会，真正促使农民工向市民的有序转变。因此，在中国如此庞大人口规模基础上推进城镇化进程，更需要改革创新的大无畏勇气和谨慎态度。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