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数字繁荣，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的统计口径。要跨过统计口径三重门，才能真正认识“城市化率”在中国的含义。首先，中国使用的是城镇化而非城市化，这并非仅仅是咬文嚼字，背后意味着极为不同的发展思路。2000年以后，出于对单纯GDP或人均GDP增长率考核的不满，城镇化率逐渐被纳入考核地方政绩的体系中。伴随着所谓“扩大城区面积”和“精简机构”的行政改革，“合乡并镇”运动在全国推开，使得大部分乡撤销变成了“镇”，人口也相应转变为镇人口。但离“城市”人口的福利标准相去甚远，不少合并后的镇只拥有名义上的调整，而没有享有实际类似镇的福利。

　　其次，之前的城镇化率统计口径中使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衡量，但非农人口仅说明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口，而并不实际意味着享有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人口。这种统计口径很明显将流动的农民工也当作了城里人，尽管切实的城市福利与他们无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民工子弟无法享受城市基础教育，而且连自己开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不被允许。而不管何种统计口径，农民工的数量都超过了1亿，认为农民工数量被低估者还提出要考虑伴随流动的农民工家庭人口。这也容易误导各类投资，以房地产业为例，认为城市化率被高估或者被低估，作出的投资决策将完全不同。

　　最后的陷阱是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区分，即便承认用城镇常住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率，实际城镇化率是不是有那么高还是有疑问的。常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如果说户籍人口可以真切享受城镇福利，姑且承认镇也有实际上高于农村的福利，那么其他常住人口则难以确定。实际上，由于2000年之后对城镇化率的政绩考核，也导致了部分地区在随后几年“人为提升”城镇化率，而其中夸大其他常住人口的数量成为常见手段，因为这部分人口衡量较为困难。

　　透过这三层关系再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这个51.27%的数字或许还有水分。不过无论如何，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要素在受限制条件下流动的市场扩展过程。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即便以统计局的数字为准，中国目前也仅达到了美国1920年代的城市化水平。

　　目前美国的城市化率约90%，尽管199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化的速度已经大幅降低，但依旧处于增长趋势。1990年美国人口超过百万城市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已经超过53.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当然美国的问题在于“美式城市病”，城市郊区人口在1970年就超过了城市人口，造成城市中心区的空心化，以及城市中的贫民区问题。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批评过城市规划造成的困境。而美式城市病的问题还在于郊区与城市工作中心之间的交通成为了大问题，随之发展汽车工业又影响了经济发展的结构，并且尾气和噪声污染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都是美式城市病的表现。

　　中国的大城市发展或许也会出现类似的迹象，大城市的扩展例如北京的五环六环和上海的外环等，城市居住成本的上升会使得交通压力加大，出现类似的大城市病。但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不仅在于城市化还不够，而且在于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一方面，大城市能争取到中央各方面的政策支持，在发改委也能获得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这种政策上的倾斜支持是农村和小城镇不具备的。

　　另一方面，尽管中央也试图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小城镇来缓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但要素倾向于边际收益更高的城市，使得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更加明显，不仅是资金上，也是人才上。“北上广”更成为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大学毕业生向往的地方，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只是这种人才流动加剧了城市和农村的差距，而与此同时在城市中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的福利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产生了双重的不公平。

　　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尽管户籍尚在农村，为提升“城市化率”作出了贡献，却未能真切享受城市福利，在教育、医疗以及养老保障方面遭受歧视，尽管其工作在城市也为城市贡献税收。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在本省区内的城乡之间转移，已经有地方放闸；但在更广泛的跨省区流动方面，其各类保障的转移困难重重。在要城市化率的时候将农民工当城里人，在要付出城市福利的时候又不把农民工当城里人，这类自相矛盾的政策也生动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扭曲程度。

　　围土成“城”，东西集“市”。所谓城市，不仅要有城，更要有市。而现代市场的发展不仅应该突破城市的边界，废除户籍限制，使得要素的流动更加自由，还应该借助全球市场，进一步发展。

　　新加坡的城市化率是100%。当然这个国家的城市化模式未必合适中国。新加坡是因为城市国家，本来地方就小，完成100%城市化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但新加坡城市化的启示是借助全球化进行发展，开放自由贸易和货币，使得新加坡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而中国的城市化也当借全球化的东风，在进一步开放贸易和国际人才流动方面下工夫。例如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各项制度还有待优化，对个人所得税要进行调整和优惠，法律制度的落实和依法行政要加强，更要在会计制度和金融产品标准化上与国际接轨，夯实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