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喆

陶喆

1977年，乔治-卢卡斯受到好友黑泽明的电影《暗堡里的三恶人》的启发，拍摄了《星球大战》的第四部《新希望》。乔治说，黑泽明电影里游走在时代边缘的武士形象，是自己电影中角色的原型，而日渐被抛弃的武士道精神，以另一种面目在《星球大战》里成为了正义的化身。

在华语歌坛，陶喆希望自己拍一部能改变自己继而改变观众的电影，正如科幻巨制《星球大战》，外观炫目，道理亘古。尽管从12岁就开始写分镜头脚本，陶喆30年的电影梦走得远比他在音乐上的道路崎岖，几乎没人能相信，一个歌手的电影处女作，能比肩乔治-卢卡斯或是李安。但起码到了不惑之年，陶喆依然怀揣梦想跃跃欲试，这一点，已经超越了许多仅以捞金为己任的同行们。

无心插柳　一念之间

自罗大佑开始，台湾的流行音乐一直保持着人文传统，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国际唱片公司的抢滩，让这一传统渐渐消失。

1997年，陶喆从幕后走到台前发表第一张专辑时，他扛起的是另外一面大旗：R&B，他被人称为R&B　教父。在之后的音乐作品中，他试图将社会时事融入其中，然而较之父辈，总也不及。在与他同时代的歌手和歌迷看来，陶喆是个“爱讲大道理”的人，但道理在这个时代，远没有花花绿绿的包装来得吸引人。

2012年，陶喆的事业，随着父亲陶大伟的病故，仿佛在空气中凝固了。放下工作，他花了一年时间陪伴病榻上的父亲，却依然没能留住他。工作的节奏被打得很凌乱，无法再如同《黑色柳丁》或是《69乐章》一般先设定一个恢弘的主题再往下走，这次陶喆只能见招拆招。

“当你们听到《勿忘我》这首歌的时候，专辑还没有做完。坦白讲，我心里很急，这张专辑本来是去年年底发的，因为爸爸的事情整个延后了，在不太受控的状况下做专辑，实在没有那么多自信和思考的时间，大家只希望我快点把东西做完。”

陶喆回忆另一首歌曲《一念之间》的整个过程。“我曲写完以后就扔给了作词娃娃。我说，娃娃姐，我对这首歌没什么感觉，甚至我根本不知道它应该讲些什么，你先听，听完你就写吧，不要问我。歌词写完后，我觉得词曲完整，那就唱吧。”但在专辑推出后，这首旋律简单、词义直白的《一念之间》恰恰是好评度最高的作品，这让陶喆感到意外，也觉得，原来大家真的不爱听道理。

43岁的陶喆试图用养育儿女来形容这种感受。“正如你无法去控制你的儿女的长相、所从事的职业甚至是性向，儿女的确有你的基因，但怎么发展，完全不由你控制，你对他期望很高，总是会有些小失望，相反没什么期许时，结果却往往好于预期。所以我现在创作，不会因为自己还不满意就把它扔了，把稿纸撕了，反而我会把它搁置在一边，让他自己去长。”

生死离别　感悟创作

专辑的名字《Hello　Goodbye》（《再见，你好吗》）是在所有歌曲创作完成之后才确定的，这在陶喆的创作生涯中也属罕见。当时他和专辑企划都没有方向，直到把所有的创作摊开来摆在一起，才发现冥冥之中有所安排。

“去年甚至过去四十年最大的事情，就是在一年之间我失去了父亲，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离开我，这种离别与再见是很痛苦的，它让我在去年陷入低谷，却也在提醒着你，过了之后你还是必须回归到你原来的岗位和状态。我忽然觉得所有的歌曲似乎都在讲　Goodbye　和　Hello　之间的一种循环、轮回，你必须要懂得说再见、好好说再见，懂得让事情收尾、释怀，写一个句点，然后你必须要迎接新的开始，对这个开始说一句：你好吗？”

会担心创作力的枯竭吗？陶喆说这个问题因人而异。有些人一辈子在搞创作，有一些人随时可能抽离，全身而退。“我爸爸画画很厉害，但到他40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不画了。50几岁时我问他为什么不画了，他说，哎呀那个多麻烦，油彩一开不画就硬掉了，还要洗。画画突然就成了一种麻烦了。”陶喆说，“我怕有一天没有创作的动力，没有创作动力的时候，我要干嘛呢？我现在43岁，虽然50岁退休我能够活得不错，但退休后干嘛呢？男人退休就是一只脚踩进坟墓里了。我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会一直想要开发新的东西，创作新的东西，哪怕为别人创造一个好的平台，看着人家创造我也开心。”

拍摄电影　去陶喆化

然后说到电影。几乎是10年前，陶喆就信誓旦旦地宣布，自己要拍电影了。那时周杰伦还没有《不能说的秘密》，王力宏也没有《恋爱通告》，但现在《天台爱情》都下档了，陶氏电影仍然没有踪影。

几乎要成了“狼来了”，陶喆只说那时的确有些条件尚未成熟，只是12岁就写脚本分镜头，高中就用8cm机器学拍摄，大学更是专业学电影，他实在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大家自己的期望。而现在可以明确的是，拍摄电影，将会是陶喆明年工作的完全重心。

“这次是来真的，再不来真的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想了。我会担任编导，但不打算出演，我也不想玩票，不会什么都让副导演来做，拍的时候我再出现。”

陶喆说一直都在学习近年来国内外导演的作品。“我不会拿自己和哪一个导演去比，我是想安安静静地去做，拿出手的是一部成熟的作品，它可以不用打上陶喆的标签，在导演那一栏可以随便填上什么样的名字，但我希望观众看完电影时，会觉得这是一部好的作品。”

“我现在还在等一个好的故事和好的剧本。摸良心讲，近年来的中国电影，有哪个故事真的是好的，一个电影不是只是2个小时的MV　或者偶像剧，曾有一个教授对我说，如果你没有被一个故事感动，你就没有必要去写它，如果它没有改变你，同样也不会改变这个世界。我深深地相信《少年派》改变了李安，但《让子弹飞》有改变姜文吗？”

[对话陶喆]

我九成的女友妈妈都反对

晚报：这张专辑正好经历了父亲陶大伟先生的离世，对你来说失去了父辈的荫护，会有一夜成长的感受吗？

陶喆：这10年来，我已经在照顾家里所有的事情。自从我发表第一张专辑之后，我就没有再让父母亲养我，也没有让他们再负担任何生活上的压力，我把他们之前买的房子贷款付掉了。我的心情不是说我现在长大了，是一家之主了，30岁的时候已经是了。

我只是觉得爸爸太早离开，最后那一年我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这让我觉得没有遗憾，虽然我也会想如果爸爸能多活几年，看到我结婚，看到我生孩子，这当然更好，但人生的这些事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至少在那段时间我天天陪在他身边，看着他离开，把所有人的情绪都安顿好了，这让我觉得我做到这些了，如果你没有做到，你会内疚，会遗憾，这些情绪会跟着你一辈子。

晚报：在你的成长经历中，父母亲给你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似乎在公众场合你提到父亲的次数较多？

陶喆：父亲在我的身上的影响看到的比较直接、明显，比如我们的动作，讲话的声音，思考的方式，我们都喜欢创作，面对朋友生活有乐观的态度，带着一些幽默。我和我妈比较容易斗嘴，意见会不同，这是个性的问题，不可能强迫她改变，只能是顺着，或者用别的方式去讲，他们是父母，我顺着他们比较多。

晚报：和母亲之间在人生选择上有过激烈的冲突吗？

陶喆：在我的记忆里，我9成的女朋友她都不喜欢。她常常回头去看，你看我告诉你了吧，就应该听老人言。其实她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认同，但我不会去翻旧账，能够顺就顺着，能够不顶嘴就不顶嘴。儿子是母亲上辈子的情人，她永远都会觉得谁都配不上我。

晚报：最近带着妈妈去上了江苏卫视的《全能星战》？

陶喆：是的，因为那一集是唱戏曲，我觉得我妈能帮得上忙，而且在短时间内学京剧，只有和妈妈之间能有这个默契。小时候，我常常去看妈妈的表演，我必须承认这个东西就是在我的灵魂里面，只是我没有特别去吸收它。直到我在节目里唱了京剧，我才发现我的血液里真的有这个东西。小时候，外公和妈妈的身边总有戏班子的人，那时觉得他们是活在历史里的。

晚报：所以不是一个唱京剧的母亲必定会有一个喜爱京剧的儿子？

陶喆：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简单了。念西方文学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中国的艺术，这是另外一种哲学思维。可能它会出现在我未来的音乐里，但不是刻意要去融入它，刻意去做任何事情不会感动别人，打着中国风这个招牌，你是在讨好谁呢，是在讨好爱中国文化的人吗，自己中国人做中国风，你不觉得很好笑吗？韩国人有在做韩国风吗，美国人有在做美国风吗？这本身是件很矛盾的事情。对我来说，那时做《苏三说》，不是说要刻意做中国风的东西，而是先写了一首歌，然后觉得这首歌需要一个中国的爱情故事，我去问我妈，戏曲里有什么传统的伟大的爱情故事，我妈说苏三就是一个，我当时并没有听过《苏三起解》，让我妈唱给我听，把故事说给我，我听完故事后就觉得很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