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真相

2014-4-12

【推荐理由】
　　作为一名“关怀整个社会、人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王小波在他的杂文中积极弘扬科学、理性、独立、自由、宽容的理念，坚决反对愚昧、专制、教条、虚伪、奴气等反文明的恶习，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中可以见出一个思想者的深度和锋芒，也可看到一个优秀杂文家的敏锐和犀利。他的杂文代表作《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将杂文透视深刻和批判犀利的特征充分发挥出来，文章表面诙谐幽默实则智慧深刻，语调看似轻松调侃内蕴却严肃沉重，不仅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更寄托了他对自由精神的追求。
　　
　　1997年4月11日凌晨，他因心脏病发作猝死，年仅四十五岁。他出身于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却投身写作，作品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地出版发行；他辞去大学教职，专心从事创作，先后在《东方》、《读书》、《南方周末》等知名报刊发表大量杂文，一时读者甚众，影响广泛；他的小说《黄金时代》、《未来世界》先后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第13届和第16届)，是迄今惟一两次获此殊荣的中国内地作家；他与妻子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是中国内地第一部反映分析同性恋文化群体的专著；他与著名导演张元合著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编剧奖，电影上映后，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他被誉为“浪漫骑士”，甚至和陈寅恪、顾准并称为象征自由主义的“文化英雄”，以至于网络上一度蜂拥着众多以其“门下走狗”自居的追捧者；2005年4月，他的生平展览及作品研讨会在鲁迅纪念馆召开，成为第一位在北京鲁迅纪念馆主办的中国当代作家个人生平遗迹展，会上，孙郁、李洱等文学界人士对其人其文给予了较高评价；但几乎与此同时，青年评论家李美皆也连续撰文，以《我们有没有理由不喜欢王小波》等为题发表观点，对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及去世后的炒作提出质疑和批评。一时间，他的名字成为传奇，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他就是王小波。
　　事实上，不论是“浪漫骑士”还是“行吟诗人”，抑或“自由思想家”，王小波其人其文已经和“特立独行”这个词分不开了，这当然是因为他思想的独立和行文的洒脱，但也应归功于他那篇著名的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以猪名篇，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典型形象本来就是杂文的特征之一，而王小波更是运用意象的无关联性并置产生强烈戏谑或反讽的效果，将杂文透视深刻和批判犀利的特征充分发挥出来，如《弗洛伊德和受虐狂》、《救世情结与白日梦》、《生命科学与骗术》等都属于这类杂文。可以说，在这些杂文中，《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是最具有特色的一篇，文章表面诙谐幽默实则智慧深刻，语调看似轻松调侃内蕴却严肃沉重，不仅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更寄托了他对自由精神的追求。
　　我们知道，杂文是以议论和批评为主的杂体文学散文；杂文以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主要内容，一般以假恶丑的揭露和批判来肯定和赞美真善美；杂文格式笔法丰富多样，短小灵活，艺术上要求议论和批评的理趣性、抒情性和形象性，有较鲜明的讽刺和幽默的喜剧色彩。因此，杂文的“辨理”不是枯燥的教条说理，而是需要借助各种艺术手法来实现的，抓住类型、提取典型、塑造形象等都是杂文常见的艺术表现方式，而王小波杂文的特色就是以故事的讲述展开讽喻性的比附，把复杂的说理赋予到有趣的“故事”之中。《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正是如此，文章以“文革”为背景，叙述了一只猪的故事，描写了它种种不可思议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引起“领导们”的憎恶和围剿，而最后，它在机警敏锐的躲闪后成功逃脱，成为一个流传的“神话”。
　　这里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特立独行”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它本身并没有具体的标准或者尺度，任何人无法规定什么表现才可以称为“特立独行”，只有当它与“庸碌平常”相比较时，才可能凸显。因此实际上，王小波提醒我们关注的首先在于这只“特立独行”的猪生存的环境，那个充满了规约限制、充满了教条刻板、缺乏生气活力的环境——“文革”。事实上，纵观王小波的作品，我们会发现，“文革”是笼罩在他所有故事之上的巨大阴影，那个年代成为一种前背景，以禁锢、压抑、混乱和荒谬的象征成为盘旋在文本中的硕大苍鹰，羽翅煽动混浊的空气，窒息着每个人的生命。王小波对“文革”的记忆极为深刻，那是一场整个中华民族患上“集体性癔症”的癫狂的年代，那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因此，他始终记得正直优秀的父亲如何惶惶不可终日地度日，他不时回忆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经历，他念念不忘“大跃进”和“文革”时期那些试图取代现代科学技术的愚昧古怪的方法……从那个狂热的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年代一路走来，王小波经历了从提笔“青山处处埋忠骨”的满腔激情豪迈到遭遇精神肉体双重折磨的过程，内心充满了深切的痛苦和深刻的认识，于是回望成为他固有的姿态，正是在回望中，他一次次质询，一次次发现，“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凸显的，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将读者迅速带入“文革”情境，因此当我们看到作者调侃着“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时，看到“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引者）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等荒谬的现象时，也就不再稀奇了，有的只是一笑之后默默的悲哀，是对那个限制、愚昧和荒谬年代的悲哀。而王小波眼光显然穿透了那个时代，在他看来，悲哀的与其说是时代，不如说是民族劣根性，他直言：“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这是全文仅有的一处直接议论，也是全文的重点之一，可以说，正是因为这种“设置”的特有品性，造成了自由的压抑，造成了主体的缺失，也造成人性的泯灭，在这种劣根性下，人类的处境有如牲畜：“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如果说之前王小波还能讽刺地自嘲“青春如歌”的知青生活实际上与猪类相差无几，都充满了枯燥的单调和窒息的遏制，那么此时他恐怕已经很难再轻松自如了，对压抑的痛恨、对逆来顺受的贬斥和对自由精神的想望溢于言表，也成为他全文的主题中心。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成为傲然于世的“英雄”。它“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像山羊一样敏捷”，“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这种种生动精彩的描写为我们刻画了一只“不像猪”的猪，猪应该有猪样，肥胖、慵懒、愚蠢，这是人类为其设置的生长方式，只有遵守这种生活方式的猪才是正常的猪，而这位被王小波尊为“猪兄”的猪，却从形貌到行为完全违背了固有的方式，它的“潇洒”正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状态，是不畏强权、无拘无束、洒脱自然的生命本真形态，是崇尚个性、体验独立、尊重主体的精神境界，也是王小波意欲表达和追求的状态，因此文末作者由衷地感慨道：“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不仅是在怀念特立独行的勇气，更是在批判蛮横无理的强权霸道和安命顺从的懦弱。事实上，王小波从未减弱过他的批判锋芒，他始终把追求自由和批判压抑、反抗强权结合在一起，知青们对猪兄的喜爱与老乡的嫌恶、领导的痛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表达了知识分子对自由的追求，更反思了民众对自由的不理解、不接受以及批判权力政治对自由的压制，使文章从表面的生动走向背后的深刻。质疑和批判是杂文的主要特征，而王小波更是把这种批判指向普遍人性道德，这种对国民性的反思和批判继承了杂文旗手鲁迅的魄从尊敬猪，到把猪称为“兄长”，从感慨“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来肯定猪的优秀，到幻想挥舞双刀和猪“并肩作战”，王小波使用惯常的调侃性语言，雅俗错置，正反颠倒，将杂文语言的讽刺功能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对革命话语“别有用心”的复制和嘲弄，更是产生了强烈的解构，肮脏粗鄙的“猪”、“牛屎”、“粪坑”，对比高高在上的“指导员”、“军代表”和各种革命话语，构成了荒诞的狂欢化情景；而领导们认真严肃的召开大会讨论一只猪，并将其定为“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的煞有介事，更是彻底瓦解了政治权威的神圣和庄严。对此，评论家林贤治曾经这样评价：“能够把道义感和幽默感结合起来，锻炼出一种风格，不特五十年，就算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近百年间，也没有几个人。鲁迅是惟一的，王小波虽然尚未达到鲁迅的博大与深刻，但他在一个独断的意识形态下创造出来的‘假正经’文风，自成格局，也可以说是惟一的，难以替代的。”①“假正经”也好，“反堂皇”也罢，总之，王小波一直以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亵渎神圣、毁坏偶像、打破神话，坚守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独立和人格自由的立场。
　　也许因为王小波的杂文具有国民性反思和批判的鲜明立场，因此学界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和鲁迅进行比较，并犀利地指出王小波杂文中的不足，作家李洱在一次研讨会上曾指出，王小波所有的文章都是自己个人经验的外化，并且因为缺少对个人经验的质疑，所以，在论述的时候总是兴致勃勃、嬉笑怒骂。而这种状态“跟鲁迅比就能看出差距，鲁迅对自己非常怀疑，也因此小说和杂文才这么深刻。”②的确，从对“文革”着魔般的回望和对那段扭曲的人性历史不懈的攻击，王小波一直沉溺于“文革”的历史记忆中，他的批判也持续指向那个非常的历史切面，这不仅遏制了他丰富的想象，更限制了他洞察历史的视野和透视人性的眼光，使得他的杂文缺少更深刻的探掘性和更深邃的历史性。因此，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如何逃离秩序和规则，却也隐隐暗示了它成为野猪后未知的将来，也许，在王小波看来，面对其时环境，自由的重点在于如何反抗权力、逃离秩序，而设想与建构则尚未启动，但即使如此，在充斥着“沉默的大多数”的年代里，王小波对主体自由不懈的追求已经值得珍视，他选择“说话”，勇敢挑战所有的“愚昧”、“无趣”、“迷信”以及“庄严肃穆的假正经”；他坚持“战斗”，充满信心地宣称：“我这一生决不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他对自我的坚持，对自由的向往，对独立的守望，都体现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道德高度，值得我们尊重。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让我们看到了自由的真相：既理性又激情，既现实又浪漫，既精英又平民，既深刻又有趣，自由是多么美好，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那只特立独行的猪终将不再寂寞。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吕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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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贤治：《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书屋》2000年第3期，第57页。
　　②李洱：《王小波与青年文化》研讨会发言，转引自郜大军：《王小波杂文论：从文体到思想》，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5页。力，也使王小波的杂文不仅具有现实针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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