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世上最多的人口占地面积居世界第三位的中国，以她四千年悠长久远，绵绵不断的灿烂辉煌的历史和文化，像一个深奥诱人的谜，一直令世界称奇与向往。以老子（公元前570左右）孔子（公元前551-前478年）为代表所表现的中国古代智慧，是世界精神文化宝库中的夺目的明珠。即使是在今天道德昏暗的世界，仍然是光彩四溢，灵光照人，启发心志。这个自古就称为赤县“神州”的中华文明古国，似乎一直受到她所崇敬的上帝的保佑，深得上天的宠爱。那曾经临到古代名城所多玛、蛾摩拉、庞培倾覆性的上帝的震怒，在漫长的历史中却没有一次临到“中华神州。”中国上古帝王的陵墓中出土的艺术珍品中，也没有近东与中东地区所挖掘出来的淫秽糜烂不堪入目的裸体雕刻或图象。

　　然而您或许会同意，对今天的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说到中国时最直接的意象还不是老子或孔子的圣明教诲，而是巍峨壮观曲折盘旋的万里长城。第一位将长城连接起来的，是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前210年）。

　　中国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5年，由夏禹所建立的中国第一朝夏朝。就是不谙国史的中国人，也大多听说过“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据《书经》所载，大禹深得上帝的厚爱，亲授九类大法，利用疏导开通的办法，治理九洲大水而安天下，深得华夏民众爱戴。（注一）大禹不仅以治水有方名称于世，而且以圣贤明君之圣德而垂范天下，为后世所效法。

　　夏朝之后是由汤武王所建立的商朝，以及文王与武王所建立的周朝。这就是所谓中国古代三朝。三朝的君王之下均有许多诸候国，有些诸候国的版图甚至比当朝天子的更大，势力更为雄厚。王室得立，全赖德行昭明，受天之命。更象是道德盟主，可谓德治天下时期，三朝均无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

　　周朝后期，即东周列国时期，诸候混战，欲霸天下，自成一家。公元前221年，秦国力胜诸国，“六国毕，四海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帝国。自此神州中华首次归于统一的集权政府。中国历史自此进入第四朝，号称秦王朝（公元前221-前206年）。秦嬴政自认“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因而自定尊号为“始皇帝。”他不但希望自己长生于世，而且还一心想把皇位传于子孙“二世三世，至于万世。”

　　为了防止外族的入侵，秦始皇下令修筑长城。秦修筑长城可谓人类史上最浩大的工程之一，动用民工达三十万之众。长城的修建记载了一部惨无人道的血泪史，无数家庭因而破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无数尸首被就地埋于长城脚下。其惨景可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见出一斑。今天，随着时间变迁，历史的推移，长城虽然成了中华民族团结与和平的象徵；但没有人能忘记无数先民为这不老的长城所洒下的血和泪，所付出的沉重生命代价。

　　二千二百年之后的今天，正如诗人所说“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时的月亮也还是中国的月亮，秦时的国土也仍是中国的国土。长城，成了中国的象徵。中华大地与长城如此紧密地联在了一起，到了二者不可分割的程度。提及其一就必然令人想起其二。外国语言文字中对中国的称谓就都来自对秦王朝的称唿。

　　中华民族之名称，其见于西人昔日着述者，为希腊人之“希乃”（Sinnai）、犹太人“希尼”（Sinim），罗马人之“希瑞”（Serre）、印度人之“支那”。“盖嬴秦主国，威震西陲，而印度通中国，及希腊通印度，均当吾国周秦之际，故其人得以朝代之名，名吾国民族而称之曰秦。其后加以音尾，遂成震旦之词，支那则又自震旦二字所演出也。希腊罗马所称各词，似亦为秦字转变。此则中华国族之又一名号也。”（注二）

　　现在我们回到本文的问题∶这本公认为为全人类而作的《圣经》究竟有没有说到中国呢？

　　《圣经》其书

　　《圣经》是一部由约四十位身份和经历各不相同的作者，在跨越1600年的时期中，在上帝之灵的感动默示之下所写成的六十六卷书的合集，是对上帝话语的忠实的记载。《圣经》是上天赐给人类的一部宝贵而奇妙的书。书页之中蕴藏着无价的真理的宝石；《圣经》是辨别是与非、正与邪、善与恶的真理标准。当今之世虽有书满为患之势，其中虽也不乏珍品；然而《圣经》仍是宝中之宝，书中之书。

　　《圣经》将过往的历史向世人展开。没有《圣经》的启示，人类对于逝去的漫长岁月将无可稽考，所剩下便只是那些无凭无据的猜想和荒诞不经的传说了。《圣经》不仅忠实准确的记载了从世界受造之初的历史，而且还将未来永恒世界的奇妙展示给世人。宇宙中无限神奇的奥秘，创造天地之主的无限荣美，都在《圣经》中有所显明。其文字之简练晓畅，连孺童也可捧读而受感悟；然其哲理与神学之完全深邃，又使得最聪明的学者也叹为观止，难窥堂奥。没有《圣经》，世界将淹没在有限之人无限的错误理论之中，人心必受制于迷信和谬误而不得真理的自由。

　　研究《圣经》能使人获得深远的真理和属天的智慧。虽然俗世对《圣经》的神圣不以为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圣经》的确是一切真知识的源泉。《圣经》像不断涌流的奔泉，日久弥新。《圣经》是上帝对人的启示，其神圣的历史直通到永恒。在纷扰迷乱之中，上帝的圣手保持了其神圣的清纯。天启的灵光直射人类无力穿透的遥远的古代，使人在此找到人类真正的起源。

　　《圣经》中有着许多的不解之奥秘。正是这些奥秘说明了其神启的必然。如果《圣经》所授之知识均能为人识透，上帝的伟大与荣美竟能被有限之世人狭小的心智所完会掌握，上帝也就不再是上帝，而《圣经》也无所谓真神上帝无误的启示了。

　　其中之一就是圣经预言的奥秘。全本《圣经》预言达数千之多。绝大多数已按其所预言的时间与地点而准确应验了。许多国家的兴亡更替，早在历史上发生之前，《圣经》就预言到了。完全超出人的智识之外，却完全在《圣经》启示者的眼目之中。

　　耶稣基督曾和蔼地道出了上帝发预言的目的。他说∶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约14:29）

　《圣经》中最有力却又最被人所忽视，最能向中国人乃至全世界证明以色列的上帝乃是一位慈爱、能力与智慧的圣神的预言，记载在《以赛亚书》之中。

　　《以赛亚书》

　　根据《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的记载，以赛亚是阿摩司之子。传统认为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全书的作者。他的服务时期始于公元前720年，大约在公元前681年结束。

　　《以赛亚书》一书的历史可靠性与准确性尚有《死海古卷》的支持。1947年在考古学上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个牧童在寻找迷失的羊时发现了一个山洞。当他用石头向洞里扔掷时，听到了有陶器破击的声音。结果走进去发现了七卷古旧的皮卷。这个偶然发现到1948年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他将其中的四卷卖给了当地的补鞋匠与古玩商坎多（Kando），他转手又卖给了希伯来大学的苏克尼克（EleazarSukenik）。另外的四卷则被当地圣马克修道院的亚撒拿西乌斯（MarkAthanasius）购得。这位修士转而将这四幅皮卷带到了美国东方研究学院。从而引起了美国与欧洲学者的注意。几经辗转，古卷终被约翰霍布金斯大学的阿尔布莱特博士（W.F.Albright）以二十五万美元的价码购得，送回即将举行复国大典的以色列国。

　　1949到1956年间，考古学家与当地的牧民对发现皮卷的附近地区进行了广泛挖掘，出土了大约800幅从公元前200年到69年间的古抄本和其它大量文物。除了《以斯帖》一书之外，《旧约圣经》中的其它书卷全部有抄本留下。专家们经过考证发现《以赛亚书》的古卷与今本仅有三个字之差，而这些字也只是拼写问题。《以赛亚书》的羊皮书卷被鉴定为公元前128年左右，与成书相距仅470年，应是相当可信的。这些书卷就是所谓的《死海古卷》。值得一提的是，纵使没有可信的古抄本的支持，中国人历来也将《五经》奉为可信的正经。

　　有趣的是，这些古卷中竟有些汉字文物。不过，这不是本书所要论及的题目，这里只提出来，供有心人考证。

　　《死海古卷》的发现再次确证了今本《圣经》的可靠性与真实性。下面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中所记载的对中国的预言。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赛49:12）

　　中文《圣经》的翻译者们正确地将希伯来原文Sinim译成了秦国。最负权威的英文钦定版《圣经》将这段经文的最后一句译为“fromthelandofSinim.”对“Sinim”只作音译。和合中文版译为“从秦国来”。“Sinim”是希伯来文音译词，是现代Sinology（汉学）等词的字根。希伯来字母无英文Ch音（即汉语拼音的Q音），故对Qin发音为Sin。英文China来自法语Chine（发音为“西恩”），因中古世纪的文化复兴是法国领头的。法语Sin发音为Sang，故为了保持拉丁文Sinim的原音，Chine的法语读音是英语的Sheen，但英国人对Chine的读音，自然成了China。

　　我们上面引证的历史学家们的考证，外国人对中国的称谓都起始于建国公元前221年的秦王朝。而秦家王朝的出现，是在以赛亚先知五百年之后的事。在以赛亚作先知的时代（公元前720-前681年），中国正处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56年）。周朝为正宗的中国的王室。当时的秦国仅为数百诸侯国之一，不足以代表中国。而且当时周室已将其都府向东迁移，而不在秦地了。以赛亚若是要指当时的中国，应当说东周或直接说中国才对。中国当时可能已经与西方开始通商。当时的秦地是“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其地位就好比对外开放后的广州一样。以数百诸侯国之一的秦国来代表整个中国之不合适，就好比以今天的“广州”来代表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不合适。可是，上帝为什么要感动以赛亚先知从数百诸侯国之中单选出一个秦国呢？

　　据司马迁所着《史记》《秦本纪第五》所载，秦的先祖中有一位名叫大费者，辅大禹平水有功，受帝舜赐妻，“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伯翳。舜赐姓嬴氏。”其后人中有一名叫做“非子”的，“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有人将此事上告于周孝王（公元前908年-前894年），于是孝王召非子为其牧马及畜，马壮畜多。孝王大悦，“分土为附庸。”以秦为地，使其续嬴氏祀，号曰秦嬴。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平王（公元前770-前719年）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国。”

　　可见秦受封于舜，孝王时为周室附庸，直到公元前770年，才得封为诸侯，始称为秦国。襄公在位期间，秦国兴旺，位跻十四大诸侯之列。后经过五百多年的盛衰变迁，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力败六国，成就了秦国一统天下的霸业。这时的秦才能作为中国的代表。

　　简单来说，以赛亚的上帝，在秦国还只是初封诸侯立国之初就似乎已经看到了秦国在今后的五百四十年间，将从数百诸侯国之一，在五百年间不仅不会消亡，而且要一举登上帝国霸主的地位。这个预见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五百年间，当初与秦同存的数百诸侯最终只剩下六个，而这六个诸侯国最终也被秦所灭。如果秦国也在这五百年间消亡了，那么，我们今天在读《圣经》中的这段经文中，可能根本就弄不清，这里的Sinim究竟是指什么。然而，圣经中的上帝不仅看到了秦国的日益强大，而且似乎还看到了它将选用“秦”作为新的帝国国名。而且，世界各国从秦王朝直到如今，也用秦来称唿中国。前面提过，英文的China，印度人说的“支那”等，就是明证。

　　有现代学者认为，这里的Sinim指埃及南部有犹太人寄居的Syene（赛印）。那是埃及的一个小城市。若细读《以赛亚书》的预言，就能排除这种现代派神学家背离圣经本意的“高见”。以赛亚在谈到“秦国”之前说∶

　　“现在他（上帝）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赛49:6）

　　上帝在此宣告他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命，并不限于复兴犹太国和使被驱散的犹太人归回。他还要作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话的上半句，已包括各地的犹太人在内。况且，外地犹太人回归祖国，上帝称之为“小事”；而经文的下半句及下文讲的都是外邦人。历来占世界人口比重最大的中国人，当然包括在基督救人使命之中。

　　耶稣基督也曾亲自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太8:11）。这是耶稣称赞罗马百夫长的信心之后所说的一句话。很明显，“从东从西”乃是指外邦信徒而言，这与以赛亚所说的“从北方从西方来”应当是一致的，都是指外邦人。因此，我们认为对于Sinim一词作为对中国的指代是正确的；把它看为埃及的城镇，没半点理由，何况Sinim同Syene二词发音相差很远。

　　退一步假定Sinim不指中国，却指埃及的赛印，因那里有犹太人，那还是讲不通。因耶44:1记述，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后，未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逃到了埃及的密夺，答比匿，挪弗，巴忒罗等四处，却不提赛印的地名。纵然赛印有犹太人，而且就是赛49:12的“秦国”，那末为什么上帝不提埃及其他四个有犹太人的地方，而只提赛印一处?

　　与中国对照，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圣经》预言它们将不复存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巴比伦国，也在以赛亚的预言之中。当古巴比伦最强盛的时候，他发预言攻击巴比伦说∶

　　“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迦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上帝所倾覆的所多玛、蛾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阿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棚，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赛13:19-20）

　　二千多年来，这段预言经受住了历史的验证。昔日巴比伦城的旧址犹在，可是正如同《圣经》所言，“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历代都有人想让这片土地上人烟重兴，包括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可是这些人为的主张一个也没有实现。巴比伦至今一片荒芜，上帝赐给以赛亚所发的预言至今未破。

　　当耶和华上帝发这段预言时，中国正处春秋战国诸侯混战时期。三代圣王笃尊天命的传统已在动摇，到秦始皇时，敬天的传统更是受到重创，黑暗似乎要完全遮盖中国秦国大地，然而，耶和华藉着他的先知宣告∶秦国的百姓，仍能得见“外邦人的光”，仍能得着上帝施行的救恩。

　　《以赛亚书》对于中国（秦国）的预言，并不以秦王朝的建立与灭亡而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现今乃至未来。有趣的是，《圣经》中没有提到中国国土的破裂，却始终以秦的版图作为中国的代表:一片保存完好，不可分割的国土！二千多年来，朝代的更替，君王的轮转都始终没有使这个预言破灭∶秦时的土地今日仍是中国的土地！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赋予领土完整如此神圣的意义。从我们的民族英雄榜上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都是为捍卫国土完整而浴血奋战的英雄；甚至民间对保钓运动中牺牲的壮士的尊敬中，我们都可看出中国人对国土完整的特别感情。与巴比伦不同的是∶2200年来中国是以完整的秦地在默默见证着《圣经》预言的准确！那“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徒17:26）的上帝，竟在其他古老的民族与文化已经消亡的今日，保留着中华民族完整与繁荣，这里面一定有他奇妙的美意。

　　除了对于中国作为国家的延续的预言之外，圣经的这段预言，尚有更深刻的一层。

　　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济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基督）作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因为怜恤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赛49:8-10，12）

　　预言中说到，耶和华的仆人将使“被捆绑的人”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罗8:21），使“在黑暗的人”进入真理的“奇妙光明”（彼前2:9）。而大批的“从秦国来”的人，必在他的怜恤与安慰中，回应上帝慈爱的唿召。

　　由远古直到今天，一直有上帝真理的光照在神州大地，照在“秦国”人民的心中。从古至今，在中华大地上都有着为真理而生，为真理而死的仁人志士，与不愧于天地的谦谦君子，更有无数心存天理良心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今天的神州大地上，更是有成千上万的人信从真光，立志作基督徒，这一切不都是这一预言的验证吗？

　　上帝发出预言的一个目的，就是“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约14:29）《以赛亚书》对中国的奇妙预言，在古代在今天的奇妙应验，正为现代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圣经》中的这位上帝是能预知未来的上帝，是怜恤中国人的上帝，是值得中国人信靠的上帝。

　　前面提到∶中国的长城与长城的中国已永远联在一起。想到长城自然会想到修筑长城的秦王朝。中国历史上的皇帝逾百，大多数尽都被人遗忘了，可是秦始皇却以统一中国与修筑长城的帝王的身份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长城的功用在于护卫，长城的代价却是生命。

　　先知以赛亚还预言到以色列的上帝为人类的和平与安宁而用无限的代价修筑了一座抵挡罪恶的“长城”！上帝的圣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又为拯救世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身体与生命，为人类建造了一座救恩的长城。或许有人会问∶以色列的上帝会在乎来自秦地的中国人？还是让上帝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墙垣常在我眼前。”（赛49:15-16）

　　如今秦地依在，长城的墙垣犹存，巍然屹立在中国人和《圣经》中的上帝眼前。上帝不会忘记中国人，“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耶稣基督的死也是为了让这片古老的秦地上的中国人走出黑暗而进入光明天地。

　　或许您会问，既然上帝对秦地上的中国人有着如此的爱心，甚至选用希伯来的先知来预言有关这个遥远国家的命运；那么，这位深爱中国的上帝在过去的年代是否直接向中国人传达过他的旨意呢？上帝是否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兴起过他的先知，如同在以色列兴起先知一样？中国古代的明哲是否能向现代的国人传言，领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呢？”中国历史对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