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女孩在田埂上睡着了。

　　

　　71岁的熊奶奶在田埂边放牛。么龙村60岁以上的老人约占30%,多数老人还从事田间生产。

　　

　　13岁的苗族女孩熊春美是么龙小学6年级学生,独立生活两年。她穿上几公斤重的苗族服装展示苗族舞蹈,不过她的舞蹈不是祖辈传授的而是跟着VCD模仿学习的。

　　

　　11岁的顾玉英和4岁的弟弟顾玉杭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她的爸爸、妈妈目前在杭州打工。

　　

　　6月11日,么龙村,一个越南媳妇背着不到一岁的儿子在村头俯瞰,一个女孩在一旁玩耍。

　　

　　一个5岁的女童在田里陪着爷爷、奶奶插秧,由于村里小学饱和,村里的孩子只有到6岁才可以送到学校学前班。

　　

　　16岁的苗族女孩王慧(右)和弟弟、妹妹。读完初中的王慧曾想读技校学服装设计,靠手艺挣钱,但相对高昂的学费,只好放弃。

　　云南省马关县夹寒箐镇么龙村地处中越边境,山高路险,属于极度贫困地区,人均耕地不足8分。全村3357人左右,740多户人家,其中苗族2400多人,壮族800多人,瑶族34人,还有越南媳妇过百人。其中千人左右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多数是老人与小孩。

　　6月中旬,雨水增多,正是插秧的时候。到处可见犁地插秧的老人们和田埂上玩耍的幼童。民族服装点缀田野,民族曲调萦绕山间,一幅原生态独特的乡村画卷下,暗藏的是乡村劳力的流失和本土文化的断裂。

　　么龙村16岁的苗族女孩王慧读完初中后,因技校相对高昂的学费,她放弃学业在家照顾9岁的妹妹王瑞和5岁的弟弟王朝康,她还要负责打理家里的一亩多的玉米地。

　　王慧的爸爸在广西修铁路,妈妈是跟着工程队做饭,只在每年的苗族最盛大的节日“苗年”回来。王慧的家是从原来推倒的土坯房的地基上新建的两层砖瓦房,工程进行了大半。“爸爸、妈妈边打工边支付新建房屋的费用,新房子建好不知要到什么时候?”王慧说:“不过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些,将来妹妹和弟弟也许有条件读比我更多的书。”但说到未来打算,她言语犹豫,“我不知道将来做什么?"

　13岁的苗族女孩熊春美是么龙小学6年级学生。从5年级开始,她每天晚上9点打着手电筒走二十分钟山路回到独自居住的家里,第二天早上6点天没亮又打着手电筒上学。虽然村里有亲戚,但熊春美的父母要求她不要住亲戚家,“也许我自小独立能力强,爸爸、妈妈比较放心我能照顾自己。”熊春美猜测。

　　她的爸爸、妈妈在山东打工。哥哥初中没念完,也外出打工了。熊春美的家和村里其他的房子一样都是灰瓦土坯墙,墙体年久张开很多拇指粗的裂缝。她把家门前和屋内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夯土地面干净得可以席地而坐。爸爸、妈妈和哥哥的床铺也被收拾整齐,她说:“他们回家看到这样,会开心的。”

　　熊春美喜爱苗族舞蹈,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个17英寸老式电视,还有音箱和VCD,她是跟着VCD学的加入有现代元素的苗族舞,妈妈跳得很好,但没有机会教她。

　　在熊春美的床头上,贴着一张写着“实现梦想”的画片,对于梦想,她还没想好,她说,自己学习不错,也许将来考出去,就知道了。

　　据么龙小学2013年统计数据,么龙村13岁以下的孩子大约为700多人,60%以上的是父母外出打工一年以上的留守儿童。

　　多数留守儿童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孩子与爷爷、奶奶这辈人之间的交流并不流畅,学校教的均是汉语,没有对当地特色民族文化的涉及,老人们几乎保留着说苗族和壮族语言的习惯,少有人会说汉语。即使今年当地教育水平有所提高,多数学生读完小学或者初中还是放弃学业,外出打工,加剧了乡村劳力的流失和本土文化的断裂。在外出打工的这群人中,由于普遍文化水平低,和外界交流不畅,大多从事的也只是重体力工种。

　　随着农村教育的推进,仅从么龙村和夹寒箐镇的教育实施方略看,依旧是以单一城市导向性的城市教育的简单复制,学校教育与村落社会成为相互隔离的空间。这种与农村相脱离的农村教育成为高投入低产出的教育制度,最终只有极少数学生能够通过升学走出农村,而大量未能通过升学走出农村的学生,因缺乏乡土文化情结,恐惧贫困,往往成为漂流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游民或城市边缘人。

　　虽然当地的自然环境好,土地成分非常适宜于种植名贵药材“三七”,投资回报可观,但当地人苦于没有资金和技术,只能向外来投资人以每年1500元一亩的价格出租土地。

　　一位乡土文化研究者说,其实在经济高度增长的社会,未开发的么龙村未尝不是幸运儿,这里自然环境优美,苗族和壮族文化原生态保护较完好,民风淳朴。不过迫在眉睫的是对当地文化的保护,并从教育、生产技术和交通环境给予因地制宜的支持。

　　新京报首席记者 陈杰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