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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性格榜样:台北“新好男人”借着女人的价值取向
2012-2-15

台北就像一场不打烊的戏,各时段都有不同族群登场。最关键桥段当数早晨和晚上:清晨四五点由扫街和派报的人揭开城市序幕,身着运动服出门的人,好奇地望向才刚从夜店散场的顾客,奇怪怎么会有人不需要睡眠?而当夜幕降临,观赏艺文节目的人急急赶场,看电影的人排队买票,其他人则去健身房运动,卡拉OK、钢琴bar唱歌,当然也有某些男人结伙寻访所谓的“粉味”场所。

  早期台北男人承袭了中国父权思想及日本的大男子沙文主义,台面上的人物若没个三妻四妾,似乎便不相衬。商界如王永庆、辜振甫、王又曾、蔡万霖等家族,政界如蒋氏家族,甚至演艺圈的名制作人,全都以“族繁不及备载”为荣,彷佛不如此,就显示不出男人的雄性霸权,而整个社会也都默许这样的价值观。

  然而,近年来“新好男人”一词的出现,毋宁是对“旧坏男人”的叫阵,观点来自于女人。大男人的后代没了大男人的担当,却仍津津乐道于物化女性,将女性当闪亮佩饰般换用,于是,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女人生气了!

  这些靠一己之力辛苦打拼的女人,喜欢怎样的男人呢?首先要尊重女人的贡献,懂得欣赏女人的成就,时时听取身边女人的意见;他们通常在坚毅女性的教化中成长,不烟、不酒、不嫖、不赌,运动养生,绝不让自己脑满肠肥,因此外表永远干净、英挺;他们在容许的范围内讲究品味,不喜欢暴发户般的高调、奢华。

  这样的男人典型代表比如严凯泰、蒋友柏、王力宏。但是看在声称“没上过酒家就不算男人”的本土派人士眼中,“新好男人”无疑是同性恋。他们厌恶极了这种操着流利外语的俊美男子,同时也嫉妒透了“新好男人”所获得的广大女性的爱戴。



 台北性格榜样 范宗沛

  隔着盈盈一弯海峡,48岁的范宗沛声音厚实里带着清朗。低头拉琴时,他是『音乐鬼才』,5岁接触小提琴,一年后转到大提琴,16岁进录音室给歌星录弦乐,30岁始做电影电视配乐,跨界功夫了得,广受好评;抬头迎客时他是『胖子』厨师,开『骑楼意大利面铺』,在自己的『声音厨房』拉琴,出书介绍做法,私底趣味,历历清晰。

  自由太多也不好

  前“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师、风潮唱片(前身:唐山乐集)的幕后功臣、金马奖和亚太影展最佳配乐获得者、会炒意大利面的胖叔叔,范宗沛的身份相当多元。他自言是个“地道到不行”的台北人:作为第二代外省人,从小住在眷村,看着时下最流行的观光地—“国父纪念馆”一砖一瓦盖起来;经历过蒋氏家族统治,也看到母亲在两岸三通的第三年回到北京看望外婆。近50年世易时移,范宗沛“觉得挺特别的,都经历过”。

  然而台北这个他成长、久居的城市在他眼里却是“杂乱无章”的:因为台湾人多半从大陆过来,早期马路都以大陆城市为名,比如南京东路、杭州南路之类;又有很多西方文化进来,从汉堡到意大利面各国菜色应有尽有。“于是台北就变得很综合性,盖房子修马路,规划都很烂。台北的马路,除了忠孝路、仁爱路、信义路、和平路是直的,再延伸出去都是歪歪斜斜的,现在我走到中和、永和那一段都还会迷路。”究其原因,在于台北从某些程度来讲过度自由:“一个政府如果没有一些既定政策的话,太自由了,发展也会有困难。在这一点上台北和北京的对比尤其明显。”比如为修一条马路,政府要和老百姓抗争很久。老百姓说你可以修呀,但是要给我钱;政府一想,既然直走要花这么钱,那我就绕吧。早前,军方占用了很多地皮用作火车保养厂之类的,其他人不能用,老百姓觉得荒废,就在后面修了坟墓。“从前在台北一抬头, 就会看到很多公墓在山上,多么荒谬的一件事情!后来商业开发的利益太大,军方迁走了,一些坟也迁走了,就建起了101大厦。有传言说那附近夜里会闹鬼,原因就在这里。便是今天站在101大楼上从某个角度还是能看到一大片坟墓,因为迁不走啊。”

  那么,不喜欢台北?虽然呆了将近半个世纪,他仍只舍得用一句“熟悉”:“就生活而言很喜欢,因为与香港一样,城市小所以方便,所有需要的东西都在附近;但若论生活品质,又有两类需求,人文陶冶和消费娱乐。消费娱乐方面台北也OK,但文化陶冶就很烂了。”国外的城市他最爱维也纳,因为能感受得人们对传统和文化的尊重,而这不是短期就能培养出来的;大陆的城市他喜欢苏州,细腻婉转,不那么明亮,与他略带忧伤的性情合衬。

  游走在自由与束缚之间

  他为万仁的“国民三部曲”之一电影《超级大国民》配乐,为根据白先勇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孽子》配乐,都是社会性题材,多是内心戏。这种文学化的叙事是他喜欢的,于音乐他最爱爵士,尤其是英式的酸性爵士,因为“那种东西听起来仿佛有点自由又没那么绝对”。

  当然,“缺钱的时候,就没不讲什么个人喜好了。”也帮五月天也好费玉清也罢做编曲,也制作一些迎合市场需求的音乐。那自小学习古典乐的他为什么要离开“国家音乐厅交响乐团”呢?“因为所有的古典音乐都拉过、听过了,跟帕瓦罗蒂、多明戈也都合作过了,已经很快乐了,够了,反正也不可能变成他们那样。”于是在学会用电脑来记录和处理音乐之后,他就想更多地把自己脑子里的东西表达出来。

  或许正因了这份随性,才使得他在音乐这一生存尴尬的领域活得相对自如吧。他很清楚处身的局面:“音乐这个东西在整个中国都是被排在末位的。就好比城市里的自来水,人们觉得拧开龙头有水是理所应当的,对水质不那么讲究,只要不停水都觉得可以迁就,可是音乐是需要创作的。”相比之下电影业势头正旺,小成本、大制作各有各的活跃,所以目前他在大陆的精力主要投放在电影配乐上,因为“可以相对自由地创作,别人对你也算比较尊重。”这种态度倒是贴合台北这座城,大家蓬蓬勃勃地求生活,洁净地做事,极少拧巴。即使面对生存现实,骨子里也还有些清正之气,可能与自小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关,成年后不卑亦不亢,谈笑间,再大成就也是不炫耀,语气散漫,带着进退裕如的骄傲底子。

  要生存更要生活

  这散漫,让他把一部分精力投向意大利面—在朋友圈不断的好评怂恿下,他在永康街开了一家“Cellopasta”餐馆,雅号“骑楼”,自己掌厨,制作共计八种口味的意大利面,却每天只供应其中四种—“看心情咯”。他对己甚严,觉得不好就重做,或者干脆不开店。生意火爆,店开到第四家,场子也越来越大,范宗沛就拉大提琴给顾客下饭—如果有人问“食与乐的关系”,此情此景,该是最好注解。

  这几年台湾经济不景气,范宗沛总结是因为台湾人越来越懒,不愿做事,坐吃存款,日积月累就看到了恶果。台北正朝向M型社会发展,就文化娱乐而言,人们要么花很多钱去音乐厅看最高档的歌剧,要么去小餐厅小剧场看小表演,还有那么多人呆在家打电动看电视,KTV生意都不好了,中间档次的娱乐业很萧条。

  他的“骑楼意大利面铺”也告衰退:原本一个月来五六次的人,变成五六个月来一次,馆子从四家又缩减到两家,昔日面馆里他的大提琴声也不再现—“累死人了,我还是做本行比较好。”他换了个地方拉琴,公园里,街头上。“我不是王婆卖瓜啦,我拉大提琴还蛮感人的。”这番周末的街头卖艺,其实是到“利未人”生命关怀协会做义工,扶助那些心理压抑的人。

  现在,他大都呆在台北,每月会有几天在北京,这种频率想必可以满足他既喜欢意大利面也喜欢饺子的爱好了。同时,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的节目《口口声声》即将开播,节目组会带他吃遍大江南北—这真是一份好工作,只是“这个年纪不能吃太多了,三高啊!”他说,很带着点惋惜。(感谢台北Juanita Chen女士对本文的大力协助)

  其他代表台北性格的人

  辜怀群 台湾辜家自日据时代背负着汉奸骂名,“光复”后即以关怀本土的企业之姿,陆续赢取社会认同,终至成为屹立不摇的权势家族。自幼成长于生活优越、家教严谨的环境但个性叛逆的辜怀群,是辜振甫先生最为宠爱和亲近的小女儿。她感念于父亲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先于信义区的中国信托大楼建造了“新舞台”表演厅,邀请各方表演艺术菁英前来共襄盛举,让台北的艺文展演多了一处民间力量;后又于家族企业的台泥大楼打造“台北戏棚”,定期安排京剧、杂耍、台湾原住民舞蹈、歌仔戏等节目,让观光客接触体验中华文化。

  罗大佑 若将罗大佑的创作歌曲依年份排列,俨然是部台湾非官方断代史。他并非出生于台北,却没人会否认他是台北人的代表。当他呐喊唱着:“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时,触动的不只是无数从他乡到台北来奋斗打拼的游子心灵,还有迷失在霓虹灯虚颜假色中的台北人。他批判社会现象,批判文化的贫乏,批判政府,但人人都能理解严酷批判背后企图引发的是内心真实自我的觉醒,道出了人们敢做却不敢说、敢怒而不敢言的心声。与其说罗大佑的想法就是大众的想法,不如说大众的想法由他做了最适切的代言。

  最不能代表台北性格的人

  李敖 一个无人不知却令许多人讨厌的名字。他饱读诗书,知识渊博,又辩才无碍,却动不动对人提起诉讼、引经据典打赢官司;他多情浪漫风流倜傥,却藏不住大男子沙文主义的封建思想;他聪明绝顶吸金有方,却长年穿同样的红外套,看不出金钱带给他的品味和快乐;他时时语出惊人,擅用媒体力量成为注目焦点,却被指控只是哗众取宠标新立异以图个人之私。这样的争议性人物,很少有人愿和他沾上边。但如果台北缺少了关于他的话题,一定会变得枯燥无味。

  榜样:大无畏

  在台北谁都可以说任何事情,而什么事情都可以用娱乐的精神去诠释,从色情业到政治均是如此什么都可以摆上台面来讲,什么都是可以编写进史书的事件。媒体对台北民众的无微不至已经深入人心。精英阶层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大胆地干事业,干文化,干生活,甚至干规划。一切都是泡沫,一切又都是顽石。

  衰样:做作

  也可以称为做秀。上到“总统”、“市长”,下到普通民众,谁都在导演一出戏,谁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被精心布置之后的套用公式,包括政治口水战和各党派议员间的武斗,这很让人担心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台北是政治文化娱乐中心,每天发生的任何一幕都被吊足大众胃口。另外,精英阶层的势利眼和矫揉造作,让人感叹“丝毫不亚于江浙沪”。

  并不是只有GDP领先的城市,才值得我们铺陈其性格,一些二三线城市也会精英辈出,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它们因为不太被权力世界关注,少了些烦杂欲念,多了份质朴高贵。在这些地方,也会传说着诸如约克公爵、萨德侯爵、基督山伯爵、冯·乌尔曼男爵之类的精彩故事,一曲曲把酒问歌,一段段才子佳人闲话,一则则显赫家族传统,无不叫人回味。文|张莹莹 图|钟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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