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形色色的中国面孔中，能够集文化水平低、经济独立性差、社会参与不足、性别歧视等弱势角色于一体的，恐怕非农村妇女莫属了。从最近的“彝凉农妇跪访总理”事件中，能连带出白彩珍、熊德明等一串名字，作为中国新闻叙事中不可磨灭的一些小人物，这些农妇以“秋菊”般的坚忍，戳弄着现实司法的乡村布局和城乡社会的临界逻辑。于建嵘曾以“底层立场”概括这类弱势表达。而囿于文化水准和表达技术的粗粝，同时也受限于某些渠道的狭窄，她们动辄下跪、自残的“悲壮”，有着迥异于现代社会文化肌理的另类色彩。显然，这样一组面孔投射出来的困境和觉醒，为中国农妇的人格演化提供了一份精神备案。她们也以此昭示了自我诉求的不可漠视——底层，并不意味着权益的矮化。
天然的弱势存在，本能的正义需求——
中国农妇“初长成”
农村妇女，中国社会中一个庞大的群体，她们的态度和对待她们的态度，最能显现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从一系列“跪访”事件中可以看到，她们内心世界出奇的朴素——事情总是要有个说法的。也许，正是文化素养的缺失，反而让其对正义公平的需求近乎本能。遗憾的是，凭借如此浅显直白的表达，并没有换回应有的保护，反而往往被作为“麻烦人物”再罹不公。
[农妇一面] 天然的弱势形象
还记得那位重庆农妇吴远碧吧，53岁的她，因病无钱手术，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这是她的原话，听来悲壮得很。
农妇，与其说是一个群体，不如说是一组面孔。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尽管有着对母性的感佩之至，有着对女性的温存呵护，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农妇都不具备一个可以被分离出来，进行单独权益核算的群体。
中国农村妇女，在传统中国，甚至在现在的很多地方，一直以家庭属性定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了解农妇，仅仅是通过一个个独立存在的新闻事件，而不是一种群体利益诉求。
农妇的形象，有着古老的延续性脸谱：辛勤、内敛、任劳任怨。
古诗里有很多反映农妇日常起居、辛苦劳作的场景：“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蚕妇》)“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孔雀东南飞》)
由于家庭定位的缘故，农村妇女的经济定位比较低，社会参与更是无从谈起。在吃饭场所都被限定在厨房的时代，权利对她们是奢侈的。
即便经历过近代女权主义，现代个性张扬的淘洗，作为一个偏远角落，中国农妇，仍然带着天然的弱势，默默生存。
在现代社会分工基本形成后，除了通过教育、城市化等，实现渠道性分化，农村妇女还是弱势者的集存——
她们可能同时是一名农民工、一名没有经济地位的家庭成员、一名文化素养比较低的文盲……在鲁迅的眼里，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从“脚”开始的。但是从现在来看，解放“脚”以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在社会分配还不够完备的时候，权利申诉也伴随着无力，其中包括生存权。这一点，都市白领女子，可能体会不深。
还记得那位重庆农妇吴远碧吧，53岁的她，因病无钱手术，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这是她的原话，听来悲壮得很。
[农妇另一面] 不是“沉默的羔羊”
尽管，她们也知道，自己的对手是村干部、乡长等一些“强势人物”，但是，较真的劲头平衡了她们的弱势地位。故而，她们身上，有着“钉子户”的锲而不舍。
上世纪90年代，张艺谋执导的故事片《秋菊打官司》轰动一时。
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农村生活影片，围绕农妇秋菊想要讨一个说法而展开。影片里除了秋菊的不断奔波，还有着对于对农村人物关系以及伦理的写实。
在一个“民告官”的故事里，一位农村女性的自尊和觉醒被呈现出来了。
有了“秋菊”，现实生活中，通过媒体传播出来的很多农村妇女形象，都让读者有了“熟悉的感觉”。
这些农村妇女，大多没有多少文化，她们对“世理”的理解出奇的简单：非黑即白，是此而非彼。正因如此，较真成了她们个性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一切事情总得要讨个说法。
尽管，她们也知道，自己的对手是村干部、乡长等一些“强势人物”，但是，较真的劲头平衡了她们的弱势地位。故而，她们身上，有着“钉子户”的锲而不舍。对抗力的强大反差，造成了一种异常的悲壮。
河南省新蔡县的农妇“苗翠花”，本名全文花。
10月初，全文花以“苗翠花”为名，以女农民工身份模仿外交部发言人，召开“讨薪发布会”，这一视频传开后引起高度关注。
由于此次讨薪未果，故“苗翠花”再次现身北京，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仍指天津市汉沽区殡葬管理所欠薪。
不识字的全文花如何会摇身变成“讨薪发布会”中的“苗翠花”，背后的故事无从知晓，但是，以发布会的形式声讨不公，确实是一种创举。
对此，有评论认为，知道发出声音的重要性，这是一种进步。不做“沉默的羔羊”，这是一种可贵的觉醒。
[农妇新形象] 在家庭和社会临界点上
熊德明之后，中国社会大批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事实被暴晒出来。“熊德明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拯救了全国的农民工。”很多人都这么说。
1992年2月25日，日内瓦万国宫迎来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世界第一夫人盛会”。包含了多国王后、总统夫人在内的70位“第一夫人”聚首这里，为解决农村妇女问题出谋划策。
会上，第三世界农村妇女问题显然是一个焦点。作为“家庭的栋梁”，在这些国家里的农村妇女，有着与其不匹配的社会地位。
会议认识到，“她们养儿育女，料理家务，没有她们，家庭就会崩溃，传统道德标准就难以相继。但她们的作用并非局限于此。”
于是，一场农村妇女的“再解放运动”由此掀起。
而作为中国农妇的“现代化”之路，显然与此有着差异不大的路径选择。
在发达国家，经历了充分人权浸润的妇女，从女权主义的高扬中，已经开始反思女性地位，让妇女回归家庭。而时下的中国农妇呢？还在“脱离家庭羁绊”的前现代化道路上步履维艰。
摆脱“男权社会”的主导，仍然是一个命题，但目前来看，这已经不是一个死结。
人们分明已经看到，在很多权益纷争事件中，农妇们的胆魄已经走到了她们丈夫的前头。
3月21日，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现场，主持人宣布演出开始后，一名妇女忽然越过警戒线来到了淮阳县委书记任连军的面前，双膝跪倒，大声诉说“冤情”。一名警察和一名保安从两边冲过来，将妇女拖离现场。
报道称，整个过程中，任书记竟然无动于衷，一直正襟危坐坚持观看演出。这里，完全可以撇开官员的态度不谈，因为，喊冤者的形象显然比他更抢眼。
说起来，在这方面，熊德明更像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几年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云阳县龙泉村，农妇熊德明口无遮拦的讲出了丈夫被拖欠工钱的事实。随后，中国社会大批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事实被暴晒出来。“熊德明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拯救了全国的农民工。”很多人都这么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