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百废待兴。

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朴素简单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说：“四个兜的中山装，小米高粱吃得香，几户人家一个庄，走亲访友靠步量。”

革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50年代人们的生活，他们工作繁杂但没有怨言，生活清苦但没有牢骚，遇到困难也不气馁。虽然他们曾经砸掉家里的铁锅去大炼钢铁，虽然他们曾经误以为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无可厚非。

直到现在还有人怀念：50年代，多单纯啊！

50年代生活关键词： 列宁装，布拉吉，粮票，户口本，公共食堂，排子房，给水站，当当车，卡通舞，离婚，洗澡，四联美发店，广播体操，打麻雀，斗地主，公私合营，全民炼钢，工资定级。

中山装取代了西装和旗袍

新中国刚成立时，人们的服装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的长袍，妇女穿旗袍。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长裤，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长裤，有的还穿一条长裙。衣服面料多是机织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

50年代以后，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西装和旗袍渐渐地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几十年。男人开始以中山装为主装，不再穿长袍马褂；女人穿的是对襟袄，不再“裹足不前”。特别是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

初期的中山装上衣的纽扣很多，四个口袋平平整整，但样式过于呆板正统，缺乏创新。

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则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象征。

后来，受革命的感召和对土星共同体干部的崇敬，中山装引起一些青年学生的追捧，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明快的“人民装”、“青年装”和“学生装”。

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就是将领口开大，翻领也由小变大，很受人们的欢迎。当时，共和国的领袖太祖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开国大典时，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太祖和他身边的领导人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以后，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毛式中山装”。

发行粮票开启“票证时代”

50年代初，我国粮食短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粮票出现了。

1953年11月1日，北京市首次发行面粉购买证，上面写着“遗失不补，过期无效”。

1955年10月，实行粮食以人定量供应后，粮食部发行“全国通用粮票”。

学界对于票据的起端，公认的时间是1955年，是以发行第一套全国粮票为标志的。之后，食用油票、布票相继面世。全国2000多个市、县都分别发放和使用了各种商品票证，进行计划供应。此外，一些较大的厂矿、学校等也印发了各种票证。

从此，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除了买“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不用票，买其他东西都要票。

城镇粮食的凭折定量供应始于1955年，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

副食经营货品，除食油（包括麻酱）早于1954年实行计划供应并由粮食部门管理外，1958 年春节开始，对猪肉、牛羊肉、鲜蛋、红白糖、粉丝、糕点等8种副食品实行凭票定量供应。汉民每月每人供应猪肉6两，牛羊肉5两；回民每月每人供应牛羊肉1 斤4两；红白糖各4两，鲜蛋2个。另外“五一”节供应鲜鱼，“端午”节供应粽子，采取多供户少供数的办法，供应日期在3天至7天以内售完为止。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1955年10月，上海市印制发行“五证一票”。五证是：上海市居民购粮证、工商行业购粮证、伙食团购粮证、特种用粮供应证、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转移证。各户用粮均由粮食部门核定数量，发给购粮证，向指定粮店凭证计量购买粮食。一票是：1955年上海市粮票。这些粮票、粮证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的凭证，属无价证券。凡居民在市内伙食单位或在亲友家搭伙，以及购买粮食复制品等，凭购粮证向定点供应的粮店，在定量计划内，按照需要量换取上海市粮票。

50年代粮票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整整实行了40年的商品票证制度的开始，小小粮票，曾陪伴了所有中国人。

户口本控制“盲流”进入城市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为了努力实现工业化，工厂新招收了几百万工人。但是，中央政府发现，这些新工人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寻求非农就业的农民，于是下令禁止国有工厂继续从农村招收工人。并且，政府开始控制农村“盲流”进入城市，从此， “盲流” 一词特指那些在城市工作但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

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文件要求，全户或个人迁入或迁出县级行政区时必须向县一级政府报告和领取迁移证。

1958年1月9日，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实施，从此有了不同地域之间的人口之分。之后，户籍制度像一条无形的带子，束缚着人们的自由流动。

小小一册户口本，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束缚力呢？户口的作用与它被赋予很多功能有关，户口与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挂起了钩。

户口制度在“大跃进”期间受到严重干扰。1957到1959年“大跃进”期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5%增加到20%，国营企业工人从1957年的1500万增加到1960年的3900万。“盲流”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但有没有粮食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大跃进”之后，经济受到破坏，严重的饥荒横扫中国大地，特别是边远的农村地区。1961到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800多万工人和50万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下放到农村。从此以后，维持严格的户籍制度再也没有动摇过。

户籍制度维持的是城乡差别，但在当时的国情下，实属无奈之举。

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

1958年，“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成为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不限量，就是吃菜，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单，其中有：和平汤凉粉、豆芽、银丝菜、红丝菜穿汤面、白菜、炒豆腐、炒百合、七糕点肉丝、肉片、炒白菜、炒韭菜、红烧肉、小苏丸、大苏肉、穿汤丸子、拔丝山药、焦烧肉、木耳汤油馍百合汤、金丝菜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河北徐水县则在全县范围实行基本生活供给制。其中，针对农民的供给内容有：

伙食：男女整半劳力，大、中学生（这里的大学生是指红专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每人每月4元，幸福院老人每人每年4元5角，幼儿园儿童每人每月3元5角，托儿所儿童每人每月3元。伙食费一律不发给本人，以食堂为单位掌握。伙食用粮发给食物，以食堂为单位发给供应证，凭证到附近粮库领取，其他部分一律折款发给货币。为了便于掌握，各食堂可发给个人饭证。农民出门原数带走饭费，到另一食堂吃饭交费。

服装日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棉花1斤，鞋3双，袜子2双，毛巾1 条，肥皂2块，根据需要发给草帽1顶。大中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儿童都有相应的规定，连托儿所儿童，每人每年也发给服装布8尺，袜子3双，毛巾2条，帽子 1顶，香皂1块，小毛巾1条。

当时的民谣也热情地唱道：

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

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总之一句话：“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1958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办好公共食堂》。社论提出了办好公共食堂的具体要求，比如食堂饭菜多样化，饭要粗细搭配，有干有稀，菜要多种，有菜有汤，尽量免费供应酱油、醋、葱、蒜、辣椒等调味品。要注意改善伙食，应当争取每月吃两三次肉，每逢节日会餐。食堂要讲究卫生，要有自己的蔬菜基地，对年老社员、儿童、病员、孕产妇应在饮食上适当照顾，要利用旧有房屋改建饭厅或尽可能地新建简易饭厅等，可谓事无巨细，都作了详细的要求。

公共食堂及其供给制，脱离当时中国国情，超越人的觉悟，有些做法也很荒唐。

土改斗地主“周扒皮”

1950年，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参加过土改的作家邵燕祥回忆：我们的工作团里，有一支中央戏剧学院的劲旅，一路文娱活动很热闹，至少普及了一首配合土改发动群众的歌曲《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耕种锄刨，全是我们下力干；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滴汗。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呀堆成山。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瞧一瞧，没有咱劳动，棉花不会结成桃。纺纱织布，没有咱们做不了；新衣裳，大棉袄，全是我们血汗造。地主不劳动，新衣穿成套呀穿成套。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想一想，吃穿和住的，全是我们出力量。咱和地主，怎么生活不一样？不是咱种上粮，地主早就饿断肠。到底谁养活谁，大家想一想呀想一想。

老乡们以为我们住在北京就常能看见毛主席，因而关切地问：“毛主席的生活好吧，能赶上富农了吧？”

邵燕祥还回忆，在没收、征收阶段，有一个地主寡妇曾经大哭大闹过。那是因为土改积极分子说她 “转移”亦即藏匿了“浮财”，她说没有，于是僵持不下。我看她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女儿面对一大群人的指斥围攻，双方都不好下台，便提出让男人们退出，让积极分子中的妇女们继续追查。后来好像软硬兼施都不奏效，没有搜缴出什么值钱的物件。（邵燕祥：《1951年：到甘肃参加土改》，《温故》第九期，2009年 4月7日）

土改，在人的印象中是诉苦和斗地主。

195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单行本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高玉宝讲述了一个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备受剥削，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说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鸡叫》。在这个故事里，绰号“周扒皮”的地主，为了让长工们早起干活，半夜钻进鸡笼学鸡叫，最后反被长工们戏弄。《高玉宝》在国内外有二十几种版本，仅汉文版印数就高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和12种文艺演唱形式及其戏曲书籍，其中尤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64年拍摄的同名木偶片影响深远。

“周扒皮”的绰号，以及“半夜鸡叫”的刻薄举动，最终成为中国千千万万地主的形象。

全国土改有先有后，但基本在1952年完成。这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大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每年交给地主的700多亿斤粮食的地租。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据统计，1952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