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上的是中文系，教学楼正对几十棵法国梧桐，树下一溜排椅，一行旧车，想坐的时候就随意坐下，该走的时候推车就走，这是工作，也是生活。中文系的老师过的就是这样生活与工作两相融融的日子，映射进我们的课堂，才有了后来的咀嚼与回味。那时我们上很多的课，专业课，公共课，听许多老师在课堂上兜售李白、杜甫和鲁迅，看他们把一个个课堂变成挥洒人生的舞台，歌哭笑骂。

　　写作老师姓修，身材高大，声若洪钟，他一讲课，楼上楼下听得清清楚楚。于是我们也就知道了，他的一套教案用了几十年，而且总是一如既往地讲着朱自清的《白种人，上帝的骄子》。他上课时讲桌上几根粉笔、一杯清茶、一条手绢，往往是讲几句就拿粉笔写几个字，然后端杯喝水，再拿手绢擦擦手，抹抹嘴，程序丝毫不乱。我们都觉得这个程序有问题，写完字喝水还算过得去，可先用手绢擦手，再去用它擦嘴，似乎就不太科学了。可最终还是没有人给他指出来。他有严重的颈椎病，却总是非常认真地给我们上课、批改作业，字写得很秀气，批语很中肯，是典型的谆谆教诲型老人家。后来回校，他已退休了，再见到他都是和他的老伴一起在校园的梧桐树下散步，白发相伴的样子，总是让我们心里暖暖的。

　　朱老师是书法老师，他的最大特点是上课时一口地道的济宁腔。第一次上课，他就给我们大讲特讲练习书法的好处，可以锻炼定力，养精蓄神，当然更能延年益寿。说到这里，他一指自己，你看，我像不像40岁的人，其实我已经五十了，哈哈。我们哄堂大笑，因为我们都觉得他已经将近六十了。每次上课，第一件事总是表扬优秀，而且一板一眼：这一次作业，写得比较好的同学有某某同学，你看他写得比较大，比较黑，比较有力量；某某同学也写得比较好，他练的是颜体，你看他……我至今也不知道写得比较黑到底说明了什么，但那一字一顿的“比较”二字倒是深深地印入了记忆。后来他搬家，才知道他的号叫“雪墨”，而且家庭生活也很拮据，90年代中期，家里还只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家具都简陋得很，太太工作也不如意，也许只有在课堂上，他才能找到自己的寄托。

　　中文系当然不缺乏真正的“名士”，或因为自己的学识，或因为自己的经历，于是课堂上也就带出一点与众不同。大三的时候开设《中国古代小说史》选修，给我们讲课的是在省内颇有名望的《聊斋》研究专家张稔穰老师，张老师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但考虑到他在整个学校乃至省内的威望，依旧担任着中文系主任之职，依旧给学生上课。印象中，选修课历来被大家看作课程中的“鸡肋”，往往是选者多、上课者少，就像我们最后一年的《汉语语法》选修一样，上课时只有寥寥十几个人，考试的时候竟然来了满满一屋子，连过道都挤满了，老师进来后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门课竟是在最后的时候繁盛到极处。张老师的课则不然，每一次课堂里都坐满了学生，有的女同学甚至早去占前面的座位。当然，坐在前面听得清楚，可也免不了有意外的“收获”：张老师烟瘾特大，上课的时候，往往一手拿一根粉笔，一手拈一根香烟，右手“妙笔生花”，左手“云山雾罩”。想起有人回忆闻一多在山大教书时长袍马褂、香烟缭绕讲述《楚辞》时的情景，总有种“是真名士自风流”。就在这样的缥缈虚无中，我们从先秦开始，在一口菏泽方言中一路走到明清，享受了一场古典小说的盛宴。

　　同样的还有教《古代文论》的邓老师课堂上那副陶醉的姿态：山山水水，花花草草，那叫美……同时眼睛上翻，颇为得意。有一次邓老师正在兀自讲着如何分析鲍照的一首诗歌，抬头看见教室后边有同学正和同桌海侃神论，于是故意让其站起来分析此诗歌。此同学当即起立引经据典，古今中外的文学评论融会贯通，一时间邓老师竟听得一头雾水，不得不让该同学坐下，临了还补充一句：“怪不得不听课，原来是不屑于来听啊！”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西南联大的教授刘叔雅——他讲课的时候，吴宓总是坐在后面旁听，讲到自己的独特体会时，总是张目向后排：“雨僧兄以为如何？”两相比较，不过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而已。

　　人生坎坷的张元勋老师更是中文系的名人，我印象深的是他退休后几乎每天都带着自己的夫人，开着三轮摩托到市里进货的情景。等我毕业时，他的“红雨综合商店”已经开了三家分店，成为校内最大的连锁商店。

　　人在闲暇的时候，聊的都是鸡零狗碎的小事。听着时钟的指针滴滴答答走过，一壶茶，已不知泡过多少遍，但味道还有，只是已经不是茶中滋味，而是人生的某种豁然，就像旧日梧桐，整日走过的日子里它荫蔽的是夏日阳光，一旦离开后，那束阳光就会穿透叶片，洒下一道道流光碎影。多年后，我们几乎都忘记了那些滔滔不绝的内容，但三尺讲台上一丝一缕的音容笑貌却宛然在目，日渐厚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