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与计划生育

▲湖南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廖进中

        打开电脑，一封来自美国的Email弹出在眼前，题目很炫目：《请廖进中教授关注空前的人口危机，呼吁停止计划生育！》。实话实说，当时我对此并没有太在意。原因是：一，我不专业研究人口学，二，计划生育从来就是议论纷纷，说了也白说。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以“谢谢”作了回复。可第二封信立马又到，并要了我的联系电话和家庭地址，说是要委派一位国内亲属送我一本书。就这样，两天后，一本由香港出版的《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就在夏日炎炎之时摆到了我的书桌上。
       书很厚、很沉、很精致。看页码，602页；看目录，共23章；再看作者简介，易富贤，湖南黔阳县人，1999年湖南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后，到美国明尼苏达等大学做博士后，现在威斯康星大学就职。在研究与其专业相联的人口问题时，发现“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发展。其言激激，其情愤愤，警句多多，论据凿凿！又一个“心忧天下”的湖南人！只不过与范仲淹的处“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不同，他是处“天涯之边，也忧其国”。这就燃起了我对人口问题的理论兴趣，并试图做点经济学语境下的梳理。
       计划生育，作为中国“基本国策”几十年，为什么至今还是“公说公有理，婆说理又长”？我的判断是，其根源在于，理论上我们背离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的起作用的人口规律”，实践中我们的思维落后于市场经济改革后的发展现实，仍然逗留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理念框架中。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生一世生一胎”的生育政策，当然是理直气壮、难可指责的。就好比那时的“计划票证”，你能说“一人一月二两油”之类的限量供应是错误的吗？倘若没有那个“伟大的发明”，整个社会程序岂不会更乱、更惨、更糟糕？“计划票证”起码保证了当时社会稳定所必须的“虽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嘛。再进一步想，世上岂有物资分配“有计划”，而消耗物质的人“无计划”之理？有“计划经济”，而无“计划生育”，岂非咄咄怪事？反过来说，当年的计划生育“标语”和“口号”是不是凝结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反映出计划经济时代的所有作派？
        从经济机理分析，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社会生产力尤其是“先进生产力”长期被压抑，是一个社会财富极度稀缺的“穷”时代，而人类生育的逻辑又恰恰是“越穷越生”。为什么“越穷越生”？生男育女，既是人类再生产方式，也是人的精神消费方式。作为“再生产方式”，因为“穷”，没有社会保障，所以就只能靠“养儿防老”；作为“精神消费方式”，因为“穷”，缺少娱乐消遣，所以就只有靠“夫欢妇爱”。而且，计划经济是“大锅饭”，多生儿女可多分粮，于是就“不生白不生”，“生了还要生”；于是就有“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之恶性循环。故而，即便伟大领袖毛泽东，从起初用“人多，热气高”狠批马寅初，到后来也面对现实改口“人口，也要计划”了；也就有每次的大小会议上，各级官员都从“最后，我还要简单讲讲‘计划生育’问题”，到“首先，我要强调一下‘计划生育’问题”之次序和语气的变换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讲到底是与计划经济相生相伴、形影相随的特殊现象。那为什么更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又是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后？作为首当其冲地遭遇“独生子女”政策的第一代，我的理解是，那是因为计划经济积累下来的人口矛盾的惯性反应。
       如今，易先生大呼“停止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而为什么也能有人响应？我认为，这是缘由计划生育的社会基础改变了，是缘由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多年了！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几年以来，中国的生产关系得到翻天覆地地大调整，社会生产力得到史无前例地大解放，老百姓的个人创业热情得以极大地提高，社会财富似潮水般涌流了出来，物资供应不仅不需要“计划票证”，而是要政府和企业都要为扩大消费而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促销”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生育观念自然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改变，但可惜、可悲的是，我们国家的生育政策还没有与时俱进地跟着转型。
       现实的情况是，随着GDP特别是HDI即人类发展指数的提高，在人们对生活质量诉求和子女养育成本的“双重提高”冲击下，中国开始出现了与“越穷越生”相对立的“越富越不生”现象。从再生产与消费的角度分析，当人们的养老保证随着社会发展而得到更多来源和依靠、精神消费随着经济发展而日益多元化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人口再生产方式必然改变，生育率就必然走低。两年前，我曾经回家乡实地探问过我的几个农村亲戚：“如果放松计划生育，你们会不会像你们父母辈一样，也生四个、五个，甚至更多”？回答都是非常干脆和异口同声：“顶多三个，最好两个”。由此推而广之，农村已如此，那城市呢？结论就不想而知了。这也正好验证了《大国空巢》一书中“HDI越高，TFR即总和生育率就越低”，“二者具有高度的负相关性”的推断。当然，作为旅居海外的学者，易先生他是从更高更宽的全球视野，更深更远的历史维度，更规范更精确的科学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生育政策和人口战略的，但我猜想，无论如何，其最基本、最原始的理念，应该也是渊源于此。
       我理解《大国空巢》的核心观点，是质疑《中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的预测，正是这个预测，让中国的的计划生育“走入歧途”。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独生子女政策刚刚由“越穷越生”的前辈们制定和强制推行给我们时，我就曾经与命运相同的同伴们讨论过，要保证人类顺利的“世代更替”，即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不减，起码应该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子女”，这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逻辑。现在，易先生的研究结果出来了，目前发达国家的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而由于非正常死亡率和出生人口性别比都比发达国家要高，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该反弹到2.3以上。再考虑结婚人群的“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人群的“不婚不育”，这个指标还应提高，否则，中华民族就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一胎化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的失误，在于它没有考虑市场经济改革而导致的人们生育观念改变后的情况，中国的实际生育率只为1.2――1.3，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只占全球10%，“未富先老”的中国已使得由“人口红利”引起的国际竞争力正在慢慢消失，而像我这样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忠实先行者，也正在第一批感受到家庭“孤独感”和“老龄化”社会来临前的威胁，我们的儿孙辈们亦将“举目无亲”――除4四个病父老母外，没有兄弟姊妹，没有叔伯姑表！
所以，我支持易先生的“呼吁”，要尽快结束计划经济时代最完整遗留下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我们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发展”和“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的理论，要有从制度优化、科学发展以促进生产力提高，来解决人口问题的研究路径。只有社会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进一步调整好了，科学技术必然就会大发展，人口资源才会成为“第一资源”，马尔萨斯“人口增加的几何级数”与“谷物增加的算术级数”的矛盾才可缓解或化解。看看改革开放来的现实，中国经济三十年保持了大约9.8%的年均增长率，而人口的增长，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也是绝对没有这个速度的，这就是证明！中国目前的最大国际竞争优势资源是“人口优势”，中国“资源短缺”的原因主要是粗放发展模式而不是“人口过多”。正如《大国空巢》所言，人是“本”，自然资源是“末”，想通过减少人口来提高“人均资源”是舍本逐末。
随便说一句，从理论上追本溯源，在“人口”理论上，有两个“老马”——马克思，马尔萨斯，他们是应该尊重的。但我们以前在很多基本的地方误读了二位，比如，说马尔萨斯主张用“战争”、“瘟疫”、“饥饿”来等手段来减少人口，即为一大错，作为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他能从正面说出这种反人类、非人道的话吗？再比如，说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解决人口问题”，但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现在还刚刚开始走上市场经济道路，还是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和完善的路还很长很长，我们不能够随便套用经典理论。
现在重新回复本文开头易先生的那封Email，要我“关注”，已经简写在上面了；而要我“呼吁”，当《大国空巢》也能在中国大陆获得“准生证”之日，那时我又有何用？只是当我知道“易”先生者，乃网民“水寒”后，我的脑海就勃然冒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古代名句，我在想：好在他还不是“荆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