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从宏观经济的起落和全球化中寻找机会，如何对公司进行组织、治理和团队管理等方面的变革，如何自力更生地进行创新、并通过创新创造中短期的收入增长，他们不太关心技术，不太喜欢通过与人协作来进行创新。

　　这是最近刚刚公布的2012年《IBM全球CEO调研报告》所揭示的。该报告今年访问了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行业的1709位CEO，其中大中华有102位，中国大陆有67位，而今年的主题是互联网经济，即这些CEO们如何看待互联网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被互联网经济所影响。

　　具体来说，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CEO，中国大陆的CEO们有如下特点：

　　他们关心宏观经济，认为中国经济尚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期，但他们似乎对科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存在认识不足。在国外，技术因素的重要程度在2004年还只能排到第六位，但今年上升到了第一位，但在大中华区，技术因素只排到第四位。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还存在大量机会，在机会上进行投资获得的回报，远远超过通过技术投资获得的回报，换句话说，当遍地机会时，你只需要不断的扩展业务范围，就能获得可观的回报，而技术投资的回报极不确定，且回报期长。

　　60%的中国CEO选择了“全球思维”，高于全球平均48%的水平，但这并不表明中国CEO们真的已经开始全球化的思考和行为，他们关心全球化，更多的是出于要寻找更多的横向扩张机会，就像他们之前一直在中国寻找新的机会并抓住之一样，这让他们通常都非常喜欢选择和中国之前的情况类似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全球化的首选地，比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他们对组织结构、治理模式、领导团队等的变革愿望比国外CEO们高35%。对此，你可以解释为中国企业有活力，业务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即他们所处的公司在这方面还相当初级，问题还太多，或者业务成长遭遇瓶颈。

　　在扮演追随者还是创新引领者角色上，中国CEO们意外的与全球CEO们保持了一致，即都选择了后者。这部分是因为互联网使得产品的生命周期大为缩短，追随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分享领先者创造的机会。但也可能二者采取了不同的创新引领标准，因为中国CEO们希望在未来三到五年内能够有超过1/3的收入来自创新引领，高于国外CEO，这似乎在暗示他们仍然采用中短期的衡量指标。

　　高达57%的中国CEO希望尽可能在组织内部完成创新工作，高出全球水平11个百分点，而在是否愿意与外部伙伴紧密协作进行创新、为了创新而建立新的外部合作关系方面的意愿方面，中国CEO分别低于全球水平13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

　　这同样是因为中国企业过去一直充分享受着横向扩张和追随主义带来的高额回报，当你自己就能将事情搞定时，没必要与人分享。另外，契约精神的缺乏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力，也可能是促使中国CEO相对封闭的根源。但考虑到创新越来越高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外部合作的价值会上升。

　　综合来看，中国CEO们仍然带有浓厚的与这个国家目前所处的经济阶段相一致的色彩：主要依靠外向的规模扩张来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