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中国与西方的管理思想，我们发现中国的管理思想一点都不比西方的逊色，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大大超越了西方的思想。但比较中国与西方的管理工具，我们发现西方的工具确实都比中国的管理工具漂亮。以至于，中国的大企业要做管理咨询，首先想到的是来自美国的麦肯锡、普华永道、德国的罗兰·贝格等，不惜血本也要请他们来顾问。即使中国的管理咨询顾问公司的收费很便宜，但很少被大公司问津。原因就在于西方的管理工具化而且工具很漂亮。

　　由此可见，管理不仅需要思想，而且需要漂亮的工具。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看来管理也得要化妆。

　　一个最显着的管理工具的变化就是电脑。早在30年前，中国很少有电脑，给人展示的任何文件都是纸质文件。后来逐渐有了电脑，一开始还只是把电脑停留在“电算化”的领域，似乎只能减少算盘和计算器而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工具。但随着电脑的普及与升级，人们发现电脑的功能无比强大，能做word文件，能做excel文件，还能做精美绝伦的ppt文件，最大的特点是方便修改，甚至可以任意修改，而且能进行投影演示，这是纸张无法比拟的地方。今天的电脑，不再是电算化的工具，而是一种管理工具，项目管理、时间管理、计划管理等等无所不包。电脑的革命性变化是中国没有的，从思想到工具都得模仿，但始终不能出其右，所以，西方的所有的管理工具都因为电脑的先进代表性而一同彰显出身份的高贵。

　　但是，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西方管理理论发展到今天，绝非空中楼阁，而是有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也有着明确而清晰的理论发展脉络。早在西方工业革命初期，亚当·斯密就提出了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这就为资本主义大生产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化提供了初步的理论指导。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等人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强调工作步骤和工作方法的标准化、定量化，强调对工人的培训和训练。尽管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最初受到了大量的质疑和批判，甚至今天还有人批评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忽略了人性的因素，但是，科学管理理论确确实实对当时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为企业的管理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泰罗并非真正忽略了人的因素，他强调“精神革命”，认为员工应该努力工作，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来获得更高的报酬，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本的思想，只有企业发展了，才能为员工提供更高的待遇。

　　与泰罗同一时期，法约尔、韦伯等人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当然侧重点各有不同。泰罗侧重的是通过标准化、定量化和对工人的培训直接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法约尔侧重的是提高整个企业的管理水平;韦伯侧重的是通过合理的组织结构设计和安排保证企业运营的精确性、稳定性和纪律性。

　　二战之后，管理科学理论迅速发展，将战争时期的一些管理方法(如运筹学)应用到管理实践中，希望利用数学模型的方法来辅助管理决策。从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管理科学与科学管理理论一脉相承，都是设法找到最优的工作方法，不同的是，管理科学理论更强调系统思想，充分、吸收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最新成就，也更符合现代管理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过分强调劳动分工和局部最优化的局限性日渐显现，而业务流程重组强调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设计工作流程，追求和保持流程简化，让多项作业活动整合为一体，让工作在最适当的地方完成，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随着西方企业间竞争的日趋激烈，生产效率问题已经不是企业之间竞争的唯一要素了，企业还需要考虑如何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20世纪60年代，战略管理理论开始发展，早期的战略管理理论是强调通过战略规划的方法系统规划企业的竞争行动;到20世纪80年代，战略管理理论开始关注具体的竞争战略，波特提出了企业可以采用的一般竞争战略(成本领先和差异化)，并利用价值链的分析工具对如何实施成本领先和差异化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战略管理理论开始关注企业内部独特的资源与能力状况，认为企业之间资源与能力的差异是企业绩效差异的根本原因，强调企业应该积蓄具有顾客价值性、稀缺性和独特性的资源，并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此外，随着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当然，还有人权的压力和来自工会组织的努力)，人的因素逐渐成为企业关注的重要问题，企业必须不断思考如何吸引优秀的人才、如何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性假设理论、激励理论、企业文化理论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理论都因此产生。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发展不仅有明确的主题，还有清晰的脉络。效率、效果和人是管理理论与实践领域长期研究的三大主题，效率与效果是管理工作的主要目的，而效率的提高和效果的改善必然要借助人来实现。

　　中国企业在学习和吸收西方管理理论方面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企业没有经历“科学管理”时代，自然就不具备实施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或者即使勉强实施，也是宛如空中楼阁，自然无法达到预期目的。总而言之，中国企业缺乏科学管理理论的实践，让中国企业失去了实践当代西方管理方法的基础，也是中西方企业管理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种情况下，就中不就西，恰恰是中国超越西方国家的先决条件，是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是管理正本清源之举措。

　　中国人五千年的文明留给我们大量的精神财富，其中很多都是可以用在管理上的。比如易经、论语、孙子兵法最为人所津津乐道，不仅其中的道理充满智慧，而且这些智慧既可以用于生活、战场上，又可以用在管理、商场上。但是类似的案例管理畅销书虽然不胜枚举，可真正系统化的却没有一本。因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有传承的现代企业都不超过60年历史，虽然60年对一个企业可能是比较悠久的历史，但是对于管理却太稚嫩了。

　　所以目前中国的绝大部分企业的管理基本上都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管理，同时日本的学一些，美国的学一些，德国的学一些，自己再独创一些，跟西方的管理体系相比，就是一个四不像的中国大陆式管理。也就是说，我们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是师夷长技以治己的模式，加上老孔孙的文化精髓编织而成的一套既可以说理、又可以实践、同时就等领导一声令下的管理思想与哲学。

　　正因为这样的管理精髓是源自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积淀，无论怎么学美引德据日，根本还是咱们的中式大陆管理在起作用。事实上，这样的中式大陆管理不仅造就了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而且已经成熟的形成了一套风格独特、精妙绝伦的管理体系。

　　不过，这种精美绝伦只有少数的人能享用得到，大部分人还只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中式大陆管理体系跟西方的管理体系相比，还存在巨大的差异。差异的本身不在思想上，而是在工具上。西方的思想几乎都会借助数学、物理学、运筹学和电子计算机科学等工具，用图、用表、用曲线、用逻辑、用时间等表现出来，变成一个个的管理傻瓜版本，让不懂理论的管理者都形而上之，这对于思想的传播与管理的规范无疑是一大进步，相当于马的鞍子和人的衣服，既漂亮，又实用、实效、实战。

　　既然我们的管理思想与方法被人证实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有效、至少在中国的大地能产生奇迹的管理体系，我们为什么不借助西方的科学管理的方法进行加工，变成能让无数人直接受益的管理工具呢?就像波士顿矩阵一样、像情境领导力矩阵一样、就像微积分一样，让人拿来就可以用呢?比如，笔者的很多思辨三段论就是表面是道实际是术的管理工具，拿来就可以用。

　　有时候每每想起这个话题就总觉得有些遗憾，一讲到道，人们就普遍认为那是天上的东西，对管理没有用。讲道之人也应该有义务将道深入浅出，让人看成术一样一目了然，可偏偏很多人不是只讲历史、讲古书(故意脱离现实)，就是要把道演绎得神乎其神，似乎真的是道可道非常道，搞得绝大部分的人对于管理思想毫无兴趣，不得不借鉴西方的科学管理进行东施效颦的跛行。必定这里是中国，时过境迁，管理的环境与对象完全不一样，因而收效甚微。倒是那些会用中国之道的企业把事业做大了、做强了、做上市了，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所有研究管理和从事管理的人认真思索吗?

　　还是那句俗话，人靠衣装马靠鞍，管理也得要化装。再好的中式大陆管理思想，即使有人运用之后成功了，也会因为没有用心之人帮助它们走下道坛，而不能让更多的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普遍受益啊。